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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光亮-----------轉一篇余秋雨評價墨子的好文
黑色的光亮
一
諸子百家中，有兩個“子”，我有點躲避。
第一個是莊子。
我是二十歲的時候遇到他的，當時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無著的大災難，不知如何生活下去。
一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他父親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災時要全家讀莊子。
這個暗示讓我進入了一個驚人的閱讀過程。
我漸漸懂了，面對災難，不能用災難語法。
另有一種語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詩化境界。
由此開始，我的生命狀態不再一樣，每次讀莊子的《秋水》、《逍遙游》、《齊物論》、《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張張與我有關的心電圖。
對于這樣一個過于親近的先哲，我難于進行冷靜、公正的評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個是韓非子，或者說是法家。
躲避它的理由不是過于親近，而是過于熟識。
權、術、勢，從過去到現在都緊緊地包裹著中國社會。
本來它也是有大氣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個大國的基本管治格局。
但是，越到后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勝權謀，滲透到從朝廷到鄉邑的一切社會結構之中，滲透到很多中國人的思維之內。
直到今天，不管是看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還是聽講座、逛書店，永遠是權術、謀略，謀略、權術，一片恣肆汪洋。
以至很多外國人誤以為，這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主干。
對于這樣一種越來越盛的風氣，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實，這正是我們心中的兩大色塊：一塊是飄逸的湛藍色；一塊是沉郁的金銅色。
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們被選擇成了中國人的心理色調。
除了上面說的兩種，我覺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黃色，近似于我們的皮膚和大地，而老子則是縹緲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際的雪峰和老者的須發。
我還期待著一種顏色。
它使其他顏色更加鮮明，又使它們獲得定力。
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認為是顏色，卻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
它，就是黑色。
它對我來說有點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
既然是缺少，我就沒有理由躲避它，而應該恭敬地向它靠近。
二
是他，墨子。
墨，黑也。
據說，他原姓墨胎（胎在此處讀作怡），省略成墨，叫墨翟。
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沒有用自己的名號來稱呼自己的學派的。
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每個學派的名稱都表達了理念和責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
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責能。
設想一個圖景吧，諸子百家大集會，每派都在滔滔發言，只有他，一身黑色入場，就連臉色也是黝黑的，就連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腳裸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顏色發言。
為什么他那么執著于黑色呢？
這引起了近代不少學者的討論。
有人說，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蓋自己作為社會低層勞動者的立場。
有人說，他想代表的范圍可能還要更大，包括比低層勞動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為“墨”是古代的刑罰。
錢穆先生說，他要代表“苦似刑徒”賤民階層。
有的學者因為這個黑色，斷言墨子是印度人。
這件事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則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好奇。
胡懷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說，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個黑色的外國人，似乎是印度人；不僅如此，墨子學說的很多觀點，與佛學相通，而且他主張的“摩頂放踵”，就是光頭赤足的僧侶形象。
太虛法師則撰文說，墨子的學說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羅門教。
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證據。
在這場討論中，有的學者如衛聚賢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說成是印度人。
有的學者如金祖同先生，則認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信徒。
非常熱鬧，但證據不足。
最終的證據還是一個色彩印象：黑色。
當時不少中國學者對別的國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亞和南亞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種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這一觀點的學者，常常用孟子的態度來反駁。
孟子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離墨子很近，他很講地域觀念，連有人學了一點南方口音都會當作一件大事嚴厲批評，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學說，如果墨子是外國人，真不知會做多少文章。
但顯然，孟子沒有提出過一絲一毫有關墨子的國籍疑點。
我在仔細讀過所有的爭論文章后笑了，更加堅信：這是中國的黑色。
中國，有過一種黑色的哲學。
三
那天，他聽到一個消息，楚國要攻打宋國，正請了魯班（也就是公輸般）在為他們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發，急速步行，到楚國去。
這條路實在很長，用今天的政區概念，他是從山東的泰山腳下出發，到河南，橫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過安徽，到達湖北，再趕到湖北的荊州。
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
腳底磨起了老繭，又受傷了，他撕破衣服來包扎傷口，再走。
就憑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讓他與其他諸子劃出了明顯的界限。
其他諸子也走長路，但大多騎馬、騎牛或坐車，而且到了晚上總得找地方睡覺。
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腳，一路走去，一次次從白天走入黑夜。
黑夜、黑衣、黑臉，從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條去包扎早已是滿是黑泥的腳。
終于走到了楚國首都，找到了他的同鄉魯班。
接下來他們兩人的對話，是我們都知道的了。
但是為了不辜負他十天十夜的辛勞，我還要講述幾句。
魯班問他，步行這么遠的路過來，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講話策略，就說：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請你幫忙，去殺了他。
酬勞是二百兩黃金。
魯班一聽就不高興，沉下了臉，說：我講仁義，決不殺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來，深深作揖，順勢說出了主題。
大意是：你幫楚國造云梯攻打宋國，楚國本來就地廣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犧牲本國稀缺的人口，去爭奪完全不需要的土地，這明智嗎？再從宋國來講，它有什么罪？卻平白無故地去攻打它，這算是你的仁義嗎？你說你不會為重金去殺一個人，這很好，但現在你明明要去殺很多很多的人！
魯班一聽，難于辯駁，便說，此事我已經答應了楚王，該怎么辦？
墨子說，你帶我去見他。
墨子見到楚王后，用的也是遠譬近喻的方法。
他說，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車，去偷別人的破車，不要自己錦衣，去偷別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別人的糟糠，這是什么人？
楚王說，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盜癖。
接下來可想而知，墨子通過層層比較，說明楚國打宋國，也是有病。
楚王說：那我已經讓魯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說，云梯未必管用吧。
他與魯班一樣，也是一名能工巧匠。
他就與魯班進行了一場模型攻守演練。
結果，一次次都是魯班輸了。
魯班最后說：要贏還有一個辦法，但我不說。
墨子說：我知道，我也不說。
楚王問，你們說的是什么辦法啊？
墨子對楚王說：魯班以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能贏過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辦了。
但我要告訴你們，我的三百個學生已經在宋國城頭等候你們多時了。
楚王一聽，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國。
這就是墨子對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實踐。
原來，這個長途跋涉者只為一個目的在奔忙：阻止戰爭，捍衛和平。
一心想攻打別人的，只是上層統治者。
社會低層的民眾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騙去攻打別人，但從根本上說，卻不可能為了權勢者的利益而接受戰爭。
這是黑色哲學的一個重大原理。
墨子阻止了一場戰爭，挽救了一個宋國。
但是，這件大事還有一個幽默的結尾。
他十分疲憊地踏上了歸途，仍然是步行。
恰恰在路過宋國時，下起了大雨。
他到一個門檐下躲雨，但看門的人連門檐底下也不讓他進。
宋國不認識他，冷漠地推拒了他這位大恩人，而且推到大雨之下。
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運用大智慧救苦救難的，誰也不認；擺弄小聰明爭執不休的，人人皆知。”
四
在大雨中被看門人驅逐的墨子，有沒有去找他派在宋國守城的三百名學生？我們不清楚，因為古代文本中沒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確實有一批絕對服從命令的學生。
整個墨家弟子組成了一個帶有秘密結社性質的團體，組織嚴密，紀律嚴明。
這又讓墨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黑色。
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學派，也有親密的師徒關系，最著名的有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的孔子和他的學生。
但是，不管再親密，也構不成嚴格的人身約束。
在這一點上墨子又顯現出了極大的不同，他立足于低層社會，不能依賴文人與文人之間的心領神會。
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濃烈，是黑色粘土般的成團成塊。
歷來低層社會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團體內，有三項分工。
一是“從事”，即從事技藝勞作，或守城衛護；二是“說書”，即聽課、讀書、討論；三是“談辯”，即游說諸侯，或做官從政。
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認為最能干、最忠誠的有一百八十人，這些人一聽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
后來，墨學弟子的隊伍越來越大，照《呂氏春秋》的記載，已經到了“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徹底忘我的犧牲精神，承擔著無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
直到他去世之后，這種感召力不僅沒有消散，而且還表現得更加強烈。
據《呂氏春秋》記載，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來此君因受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難再堅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殺。
自殺前，墨家首領孟勝派出兩位弟子離城遠行去委任新的首領，兩位弟子完成任務后仍然回城自殺。
新被委任的首領阻止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沒有聽。
按照墨家規則，這兩位弟子雖然英勇，卻又犯了規，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新任首領的指令。
為什么集體自殺？為了一個“義”字。
既被委托，就說話算話，一旦無法實行，寧肯以生命的代價保全信譽。
慷慨赴死，對墨家來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大眾中，而且在今后的漫長歷史上，都開啟了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司馬遷所說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的“任俠”精神，就從墨家滲透到中國民間。
千年崇高，百代剛烈，不在朝廷興廢，更不在書生空談，而在這里。
五
這樣的墨家，理所當然地震驚四方，成為“顯學”。
后來連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但是，這兩大顯學，卻不能長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終于否定了儒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
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別，有層次，集中表現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后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系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
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
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兼愛》篇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這話講得很明白，而且已經接通了“兼愛”和“非攻”的邏輯關系。
是啊，既然“天下兼相愛”，為什么還要發動戰爭呢？
墨子的這種觀念，確實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
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
在儒家看來，如果社會沒有等級，世界就成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但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
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么上層貴族。
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于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
孟子挖苦說，兼愛，也就是把陌生人當作自己父親一樣來愛，那就是否定了父親之為父親，等于禽獸。
這種推理，把兼愛推到了禽獸，看來也實在是氣壞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說：如果像儒家一樣把愛分成很多等級，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那么，總有一天，也能找到殺人的理由。
因為有等級的愛最終只會著眼于等級而不是愛，一旦發生沖突，放棄愛是容易的，而愛的放棄又必然導致仇。
在這個問題上，墨家反復指出儒家之愛的不徹底。
《非儒》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
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
如果兩方面都很仁義，打什么？如果兩方面都很邪惡，救什么？
據《耕柱》篇記載，墨家告訴儒家，君子不應該斗來斗去。
儒家說，豬狗還斗來斗去呢，何況人？
墨家笑了，說，你們儒家怎么能這樣，講起道理來滿口圣人，做起事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后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作幾句簡單評述。
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于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
雖然難于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
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
儒家的仁愛，由于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系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于走出。
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歷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態都有批判。
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于繁縟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
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復古，只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墨家認為，只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
在這里，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
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
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
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
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眾的立場上，那么，對于面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確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
誤讀，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于排斥了墨家。
這種整體態度，倒不是出于誤讀。
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墨家的崇高地位和重大貢獻，例如，就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就連統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就連大家都認為經典的《禮記》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
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經系統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型態中區隔出來了。
秦漢之后，墨家衰落，歷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清后期。
俞樾在為孫詒讓《墨子間詁》寫的序言中說：
乃唐以來，韓昌黎之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
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邈終古矣。
這種歷史命運實在讓人一嘆。
但是，情況終于改變了。
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現，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改變，而那些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動起來。
因此，大家又重新驚喜地發現了墨子。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創刊號中，故意不理會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獨獨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
后來他又經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
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酥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梁啟超先生更是在《新民叢報》上斷言：“今欲救亡，厥惟學墨”。
他在《墨子學案》中甚至把墨子與西方的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培根、穆勒做對比，認為一比較就會知道孰輕孰重。
他傷感地說：
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今日我們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論理精神、缺乏科學精神的民族，我們還有面目見祖宗嗎？如何才能夠一雪此恥，諸君努力啊！
孫中山和梁啟超，是真正懂得中國的人。
他們的深長感慨中，包含著歷史本身的呼喊聲。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寶，黑色的光亮，中國虧待了你們，因此歷史也虧待了中國。
七
我讀墨子，總是能產生一種由衷的感動。
雖然是那么遙遠的話語，卻能激勵自己當下的行動。
我的集中閱讀，也是在那個災難的年代。
往往是在深夜，每讀一段我都會站起身來，走到窗口。
我想著兩千多年前那個黑衣壯士在黑夜里急速穿行在中原大地的身影。
然后，我又急急地返回書桌，再讀一段。
災難時代與墨子的相遇，深深地影響了我以后幾十年的文化行為。
當這些文化行為受到別人的非難，我也總是以墨子的教言來支撐自己。
記得是《公孟》篇里的一段對話吧，儒者公孟子對墨子說，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于宣傳？
墨子回答說：你錯了。
現在是亂世，人們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標準，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們如果不站起來勉力引導，辛苦傳揚，人們就不會知道什么是善了。
對于那些勸他不要到各地游說的人，墨子又在《魯問》篇里進一步作了回答。
他說，到了一個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應該獨自埋頭耕作，還是應該熱心地教當地人耕作？獨自耕作何益于民，當然應該立足于教，讓更多的人懂得耕作。
墨子說，我到各地游說，也是這個道理。
《貴義》篇中寫道，一位齊國的老朋友對墨子說，現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義，只有你還在忙碌，何苦呢？適可而止吧。
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說：一個家庭有十個兒子，其中九個都不肯勞動，剩下的那一個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則這個家庭怎么撐得下去？
九個不肯勞動的兒子在表面上也很忙碌。
主要是天天批評那個在埋頭苦干的兄弟，把他說得一無是處，然后九個人之間再爭名位、爭待遇，誰都在高談闊論。
更讓我感動的是，在《魯問》篇中，墨子對魯國鄉下一個叫吳慮的人作了一番誠懇表白。
他說，為了不使天下人挨餓，我曾想去種地，但一年勞作下來又能幫助幾個人？為了不使天下人挨凍，我曾想去紡織，但我的織品還不如一個婦女，能給別人帶來多少溫暖？為了不使天下人受欺，我曾想去幫助他們作戰，但區區一個士兵，又怎么抵御侵略者？既然這些作為都收效不大，我就明白，不如以歷史上最好的思想去曉喻王侯貴族和平民百姓。
這樣，國家的秩序、民眾的品德，一定都能獲得改善。
對于自己的長期努力一直受到別人誹謗的現象，墨子在《貴義》篇里也只好嘆息一聲。
他說，一個長途背米的人坐在路邊休息，站起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時候卻沒有力氣了，看到這個情景的過路人不管老少貴賤都會幫他一把，將米袋托到他肩上。
但是，現在很多號稱君子的人看到肩負著道義辛苦行路的義士，不僅不去幫一把，反而加以毀謗和攻擊。
他說，你看，當今義士的遭遇，還不如那個背米的人。
盡管如此，他在《尚賢》篇里還是在勉勵自己和弟子們：有力量就要盡量幫助別人，有錢財就要盡量援助別人，有道義就要盡量教誨別人。
那么，千說萬說，墨子四處傳播的道義中，有哪一些特別重要，感動過千年民間社會，并感動了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簡單的八個字吧——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兼愛”、“非攻”我已經在上文作過解釋，“尚賢”、“尚同”還沒有，但這四個中國字在字面上已經表明了它們的基本含義：崇尚賢者，一同天下。
所謂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來構筑一個不講等級的和諧世界。
我希望，人們在概括中華文明的傳統精華時，不要遺落了這八個字。
那個黑衣壯士，背著這八個字的精神糧食，已經走了很久很久。
他累了，糧食口袋擱在地上也已經很久很久。
我們來背吧，請幫幫忙，托一把，扛到我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