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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首創的“文化大散文”由盛而衰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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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
二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來，由于余秋雨出版《文化苦旅》一書，開創了一種新的散文寫作潮流，以致“文化大散文”一度興盛，到了凡寫散文似乎就只有“文化”一途了，散文界尚“大”之風也越來越嚴重。
王堯教授適時地提出“文化大散文”終結論，值得深思。
確實，散文是個人的，獨立的，它最怕落入集體主義的寫作時尚之中。
如果在最需要作家發表識見，最需要作家表現出人性洞察力的時候，作家的身影卻淹沒在文化和歷史那闊大的陰影里，那無論如何都是與文學所需要的創造品質背道而馳的。
如今，當“文化大散文”的首創者余秋雨宣布擱筆不寫，“文化大散文”熱似乎也該落下帷幕了。
散文作為最自由的文體，需要重新出發，重新尋找新的可能性，惟有如此，它才能贏得更多讀者的尊重。
——編者
“文化大散文”由盛而衰
“文化大散文”的出現和盛極一時，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留給我們的重要記憶之一，而它由盛而衰的過程仍然在持續并且成為我們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問題之一。
用“文化大散文”來命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現的一種散文文體和隨之而來的一種散文創作現象，其實是缺少學理支撐的，因為這一命名無法解釋“文化”與“散文”、“散文”與“大散文”的關系。
但是，它確實多少揭示了一種散文文體的主要特征，并且顯而易見地包含著適應讀者市場的策劃行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誘惑和引導了相當多的散文作者、讀者和研究者。
所以，當我在行文中對“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懷著理解和尊重時，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簡單命名的成功，常常伴隨著一大批人創造力的衰退和喪失。
這樣的現象同樣也存在于學術界，簡單的命名給知識生產和傳播帶來方便，但也縱容了思想的懶惰并使表達成見成為習慣。
對“文化大散文”的研究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一種文體的成功和流行總是與一些重要作家聯系在一起的，今天我們討論“文化大散文”首先必須提及余秋雨的散文創作。
近年來，對余秋雨的批評之聲漸多。
這原本不應該是個問題，但是，因為批評者的動機、被批評者的心態以及媒體(出版)的立場都有不少可議之處，這樣也就有了問題。
其實，對余秋雨的批評早就有了，當然有不少批評是非學術的，即使在一個健康的文化生態系統中也無法消除非學術的東西，何況當下的文化生態系統積弊已久。
現在，無論是批評者、被批評者還是媒體(出版)都需要作出認真的反省。
我想，余秋雨在文化轉型期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關懷，相對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對漢語寫作的貢獻更為突出。
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應該更加大度和從容。
這就是我為什么一直主張必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語境中、在現代散文的發展歷史中討論“文化大散文”和余秋雨散文的原因。
從《文化苦旅》到《霜冷長河》再到《行者無疆》，余秋雨在當代散文蛻變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我曾經指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散文發展歷程而言，對楊朔散文的重新評價與巴金《隨想錄》的出版，這兩個重要的事件，促進了作家心靈的自由生長和個人話語權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為知識分子心靈最為自由與樸素的存在方式。
我們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對當代散文史的重新認識是從認識楊朔開始的。
在一個特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楊朔模式”，代表了文學抒情時代的一種成熟的抒情方式。
當年像冰心、曹禺這樣的大師都曾著文加以推崇，余秋雨坦陳對楊朔散文“也曾喜歡過，但年長之后就不喜歡了”。
在否定“楊朔模式”的同時，巴金《隨想錄》的意義被肯定，這意味著在散文創作中長期被忽略的人格、胸襟、靈魂等關鍵因素受到重視，巴金的“隨想”，讓我們重新思考了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識分子的良知、精神、責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識分子之于現代社會的意義。
余秋雨曾領風氣之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余秋雨散文應運而生，在顛覆“楊朔模式”中獲得了另外一種“范式”意義，從而在一定意義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機。
因此，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出現，可以說具有“革命”意義。
然而，不少人在肯定這一文體的意義時，常常疏忽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種文體的出現是與知識分子話語方式的轉換聯系在一起的。
余秋雨散文的意義首先是體現了知識分子話語轉換的要義，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識分子話語的轉換，他重新確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與讀者的關系也就發生了比較大的調整。
在八十年代“文化熱”時，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戲劇，他在“文化熱”中并無特別的建樹，這正是余秋雨的沉潛期。
當“文化熱”喧囂過后，余秋雨開始表達自己的“文化感受”。
余秋雨說，“我寫那些文章，不能說完全沒有考慮過文體，但主要是為了傾吐一種文化感受。
這些年來，這種文化感受越來越強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纏繞心頭。
”。
相對于其他文體而言，散文在這方面其實是遲鈍的。
在1985年前后，小說、詩歌、戲劇都已經有了“革命”性的變化。
學術研究中的文化熱，小說創作中的尋根熱等，都是知識分子表達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識分子文化姿態的差異。
散文創作在話語方式的轉化方面是遲鈍的，而余秋雨在一片遲鈍狀態中表現出了自己的敏銳并領風氣之先。
隨后，“文化大散文”也就大行其道。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文化大散文”領域，并且逐漸地使“文化大散文”成為散文創作中的中心文體。
在這個過程當中，無疑出現了一些比較優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錯的作品，從而鞏固了“文化大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的地位。
但是，困境也隨之而生。
當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終結了“楊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對“終結”的命運。
這首先表現為“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長篇大論的體式，往后轉的歷史視點，傳統文人的內心沖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義，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與感性合一的敘述語言等等。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樣的“集體寫作”時，我們感嘆“文化大散文”已經逐漸走向了它最初產生時的反面。
因為散文的本質意義就在于它是沒有邊界的。
當一種文體已經構筑了新的樊籬時，它也就由盛而衰。
在繼“楊朔模式”之后，又一股大規模的寫作潮流在耗費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
它殃及余秋雨又使余秋雨和其他人相區別，在突出了余秋雨的局限時，也進一步擴大了“文化大散文”的弊端。
文化關懷事關生命的原創力
這還只是表面現象，在“文化大散文”模式化潮流化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其實，許多人對“文化大散文”所處的文化語境有著很深的誤解。
九十年代以后，常常有人認為現在是一個“散文時代”，這成為一些作家始終不愿放棄“文化大散文”寫作的理由之一。
有人曾經認為這個時代已經沒有詩性，這是不錯的，但散文從來沒有排斥詩性，相反，優秀的散文總是要表現被壓抑的詩性。
我們究竟在怎樣的意義上來認定現在是一個“散文時代”？這讓我想起周作人當年說過的那句話，散文小品的興盛常常是在“王綱解紐”之時。
我們之所以稱當下為“散文時代”，就在于在文化轉型中，公共領域的思想文化問題已經十分突出，而散文從來就應該以個體的方式表現它對公共領域思想文化的關注。
這是散文時代里散文的責任。
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化大散文”沒有能夠再一次完成它的話語方式的轉換，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話語策略上，形成反差的是，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中心與表達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文化大散文”的發展過程中，知識譜系也已經發生了大的變革，中國思想文化界解釋中國歷史、解讀知識分子心靈史、解讀文明史的理論、方法和視點等都有了大的變化，讀者的知識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
但多數“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與這些變化沒有大的關系。
“文化大散文”究竟表現什么樣的文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究竟具有怎樣的文化觀，應該說現在都已經成為問題。
對于許多以寫歷史題材為主的“文化大散文”作者來說，究竟敘述什么樣的歷史，又以何種方式敘述歷史，也已經成為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讀者究竟要從“文化大散文”中獲取什么，他所獲取的東西與進入其他文本的區別在哪里？一些“文化大散文”看似很有學問，但是，是否想過：案頭的學問和心中的學養有什么差別？
但是，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缺少警醒和思考。
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中，作家主體的分裂現象變得十分突出。
一方面寫作者的個人情懷、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來越貧乏和格式化，而忘記了所有的文化關懷都與關懷者的精神狀態與生命的原創力聯系在一起的，沒有“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個性與深度。
另外一方面，大批寫作者缺少對自己的反省，不斷膨脹自我在敘述歷史時的權力，塑造著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的作者形象。
這是多么的危險！(王堯)
參考資料：http://**news/v/2004-0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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