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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散文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具有獨特風格。
這首先是吸收神話創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虛構寓言故事，作為論證的根據；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義色彩。
例如內篇的《逍遙游》，作者大筆揮灑，以描寫神奇莫測的巨鯤大鵬開端，一開頭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幅雄奇壯麗的畫卷：北方深海之中，有一條“不知其幾千里”長的巨鯤。
這條魚的巨大，已經夠令人驚奇的了，而它竟又變化為一只大鵬，這怎不令人感到神奇萬分呢?應當承認，這樣的魚和鳥是現實生活中絕對沒有的，是人們絕對不曾見過的，但想象力豐富的莊子卻偏要讓你相信世間有此二物，特意對它們進行一番形象化的描寫。
描寫的重點是大鵬：這只神奇的大鳥豈止是大，還要騰空而起，還要乘海風作萬里之游，由北海直飛南海天池。
它積滿氣力，怒張毛羽，一振而飛上天，翅膀像遮天蓋地的大塊云影。
接著，作者又假借所謂《齊諧》一書的話來證明他的描寫是可信的。
《齊諧》上說：“大鵬遷往南海的時候，先拍擊水面，滑行三千里，然后盤旋宛轉，靠風氣相扶，直沖云天，到達九萬里高空。
起飛之后，歷時六月，方才止息。
”那么，九萬里高空又是什么景象，究竟如何高遠呢?作者先以高空中只見游氣奔騰，微塵浮動來形容，接著以人仰視天空的經驗來比說，說大鵬在九萬里高空俯視下界，也如同下界的人仰視高空，只見莽莽蒼蒼，難辨其 “正色”。
經過這樣一番描寫、形容和打比方，無形中聯系了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調動了人們的聯想和想象，把作者心目中那種為一般人難于理解和想象的高遠哲學境界，變得易于理解和想象了。
再如《人間世》、《德允符》、《大宗師》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個或六七個幻想出來的故事組成的。
他的許多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都是通過這些故事人物的問答方式來表現的。
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寫得極為生動，《齊物論》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養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間世》楚狂接輿的形象等等，《莊子》書中如此之類不可勝數。
這些文學形象，當然是莊子自己頭腦中幻想出來的絕對自由的人物。
由于接受民間寓言故事的影響，所以在莊子筆下，蟬和斑鳩、小雀都會說話，蝦蟆、甲魚也會說話，蛇和風，櫟樹和銅鐵也會說話，一切生物、非生物都會說話，而且會辯論、講道理。
這比其他諸子和《戰國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進一步的發展，使邏輯思維的論文更加形象化。
這又是莊子散文浪漫主義作風的一個方面。
《莊子》散文的另一特點是善用譬喻。
本來戰國時代的文章，一般都有這種特點，而《莊子》則幾乎任何情況、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納譬喻。
它不但譬喻多，而且運用靈活，在先秦諸子散文中也是最突出的。
例如《逍遙游》將要論證超越時空的絕對自由，先從大鵬說起。
他認為那么大的鳥，要想從北海飛到南海，非借大風之力不可，所以沒有絕對自由。
下文的野馬、塵埃，也是要有風吹著才能在空中游蕩。
這對于野馬、塵埃本身來說雖屬正意，對于大鵬來說其實又是比喻。
再后“天之蒼蒼”三句也是如此。
人們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正如高飛到九萬里上空的大鵬看不清地面的東西一樣。
然后再接以下數句：“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以水比風，以大舟比大鵬，又是一比。
而杯水芥舟數句則是比中之比。
然后說到蜩與學鳩，說到旅行，說到朝菌、蟪蛄，說到冥靈、大椿，最后說到彭祖和眾人，稍作停頓。
黃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
然后“重言”以實之，再一次說明鯤鵬斥鴳所游雖有不同，而不能“無待”卻是一樣。
以上層層推演，不見端倪，但只是指出許多事物的現象，并未點明正意。
下文才從庸人的追求名位，轉到宋榮子的“不累于俗”，列子的“御風而行”。
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過像蜩、鳩、斥鴳的自適其志而已；就是御風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過大鵬。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還不能絕對自由。
只有“無己”的“至人”，“無功”的“神人”，“無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才能無所待而獲得絕對自由，這才算“逍遙游”。
全篇主旨到此軒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歷久而后涌現。
回顧以前，從開篇的鯤鵬說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為這些無非是借以襯托游于無窮的至人神人而已。
至于下文鷦鷯、偃鼠、皰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隨物賦形，猶其馀事。
章學誠說：“戰國之文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文史通義·詩教上》)這對《莊子》來說，尤為恰當。
《莊子》一書，“寓言十九”。
寓言的性質本來就是作為譬喻之用的，如皰丁解牛喻養生之理，輪扁斲輪(《天道》)喻讀書之法，痀僂承蜩(《達生》)喻“專心致志”之道，匠石運斤(《徐無鬼》)喻知音難遇之感，蝸角觸蠻(《則陽》)喻諸侯的戰爭等。
不管莊子或其后學者的主觀如何，企圖用它們來說明什么觀點，達到什么結論，而它們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義，語言也極為生動。
莊子散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語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躍，節奏鮮明，音調和諧，具有詩歌語言的特點。
清人方東樹說：“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云卷舒滅現，無有定形。
”（《昭昧詹言》卷十二）莊子的句式錯綜復雜，富于變化，喜用極端之詞，奇崛之語，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如《齊物論》寫大風：“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泠風得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既有賦的鋪陳，又有詩的節奏。
如：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途，匠者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貍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不辟高下。
中于機辟，死于網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這和《德充符》末段惠莊二人問答一樣，一倡一和，全用韻文。
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覺得有意押韻，或者因押韻而拘牽詞義，反而助長了文章的氣勢，與后來的散體辭賦相類似。
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詩意，真可謂“天籟”之文。
《莊子》中自稱其創作方法是“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天下》）。
寓言即虛擬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語。
人們習慣于以“我”為是非標準，為避免主觀片面，把道理講清，取信于人，必須“藉外論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長者、尊者、名人的言語，為使自己的道理為他人接受，托己說于長者、尊者之言以自重。
卮言即出于無心、自然流露之語言，這種言語層出無窮，散漫流衍地把道理傳播開來，并能窮年無盡，永遠流傳下去。
《莊子》一書，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說理。
這三種形式有時融為一體，難以分清。
“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現方式。
《莊子》內篇及外、雜篇中的許多篇目，都以寓言為文章的主干。
大量運用充滿“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的寓言，使《莊子》的章法散漫斷續，變化無窮，難以捉摸。
如《逍遙游》前半部分，不惜筆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鋪張渲染，從鯤鵬展翅到列子御風而行的內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為了用他們的有待逍遙來陪襯、烘托至人的無待逍遙，而“至人無己，圣人無功，神人無名”這個題句，卻如蜻蜓點水，一筆帶過。
《莊子》結構線索上的模糊隱秘，并不意味著文章結構缺乏內在聯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濃郁的情感貫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條紐帶，把看似斷斷續續的孤立的寓言與寓言之間，段與段之間聯結在一起，融為一個有機體。
《逍遙游》的主題是追求一種“無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遙境界。
文章先為主題作鋪墊，然后是主題的闡發，最后結束在至人游于無何有之鄉的裊裊余音之中。
內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確的內在主旨的統領之下，以各種各樣的寓言，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開邏輯推理下判斷，而以抒情詩般的寓言作結。
《莊子》內篇，可以說是哲理抒情散文。
《莊子》一書的文學價值，不僅由于寓言數量多，全書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還在于這些寓言表現出超常的想象力，構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劉熙載《藝概·文概》）《莊子》哲學思想博大精深，深奧玄妙，具有高深莫測、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邏輯推理來直接表達，不如通過想象和虛構的形象世界來象征暗示。
同時，從“道”的立場來看待萬物，萬物等齊一體，物與物之間可以互相轉化。
而且，莊子認識到了時間的無限，空間的無限，宇宙的無窮，他不僅站在個人的立場看待世界萬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萬物，因而，《莊子》的想象虛構，往往超越時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別，恢詭譎怪，奇幻異常，變化萬千。
北溟之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逍遙游》）任公子垂釣，以五十頭牛為釣餌，蹲在會稽山上，投竿東海，期年釣得大魚，白浪如山，海水震蕩，千里震驚，浙江以東，蒼梧以北之人，都飽食此魚。
（《外物》）宏偉壯觀，驚心動魄，寫盡大之玄妙。
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遙游》），蝸角蠻觸（《則陽》），曲盡小之情狀。
而骷髏論道（《至樂》），罔兩問影（《齊物論》），莊周夢蝶（《養生主》），人物之間，物物之間，夢幻與現實之間，萬物齊同，毫無界限，想象奇特恣縱，偉大豐富，“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三篇“老莊”） 《莊子》以豐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構成了瑰瑋諔詭的藝術境界，具有散文詩般的藝術效果，但《莊子》畢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諸子說理文一樣，屬于議論文。
只是它的說理不以邏輯推理為主，而是表現出形象恢詭的論辯風格。
《莊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學觀點的闡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邏輯推理的論述。
較少直接發表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讓讀者從奇特荒誕、生動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體味、領悟其中的哲理。
而在論辯過程中，往往又表現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
莊子站在相對主義的立場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題，如齊是非、等壽夭、合同異等等，從形式邏輯上來說，都近于詭辯。
《莊子》中一些比較純粹的議論文字，則注重邏輯推理，常運用演繹歸納等邏輯方法，層層推論。
但若仔細考察其推論過程，在邏輯上并非十分嚴密。
如《馬蹄》、《駢拇》、《胠篋》等篇，都以一個假言前提為基礎開始論述，但這些假言前提與推導出的結論，事實上并無必然的聯系。
《莊子》的論辯，與其說讀者是被其邏輯推理所征服，不如說是被奇詭的藝術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
如《逍遙游》末兩段，莊子與惠子辯有用無用，均為寓言。
惠子先說大瓠“無用”，莊子認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龜手之藥”，說明“所用之異”，無用即為有用。
惠子再以大樗為例，說明莊子之言“大而無用”，莊子以貍牲跳梁，死于網罟為例，說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濃厚的結束語：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 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僅回答了惠子的“無用”之辯，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濃郁地描述出全篇所追求的心靈自由，精神無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魚忘筌，大辯不言。
這樣的辯論，超越了形式邏輯的規則，進入了“無言無意之域”。
正因為這樣，莊子哲學充滿了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