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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而取義
世界上的東西，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舍去一些東西，才能取得一些東西。
孟子面對選擇，做出了舍生取義。
可是，一定要舍生才能取義嗎？舍生就是為了取義嗎？舍生就能取義了嗎？
對于西楚霸王，他寧死不肯過江東的故事被人當做大義凜然的真英雄行為，他用死成就了個人大義，而他，卻看不到為他戰死的千萬士兵，把江山拱手相讓給對手，失去了國家民族的大義。
而對于越王勾踐，他的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所津津樂道，千古傳頌。
可是他是在茍且偷生，為吳王做牛做馬，受盡凌辱，才成就一番霸業的，他失去了尊嚴，可是卻換來了復國的大義。
由此可見，取義，不一定要舍生。
生和義兩者并不矛盾，只是要我們正確處理它們的關系罷了。
正所謂“人為財死”，許多人舍生，僅僅卻只是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為了自己的物欲和享受罷了。
多少貪官鋌而走險，收刮民脂民膏，最后落個被判死刑的下場；多少罪犯喪心病狂，殺人放火，只是為了一點錢財……他們把錢看做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為了得到這些東西，不僅拋棄了生命。
更拋棄了義。
他們沒有清楚認識到義和生的重要性，而把本不重要的東西放在首位，甚至把生和義都拋棄了，是思想的錯位，人性的扭曲。
所以，舍生，不一定是為了取義。
而舍生，不一定就能夠取義，而且，還有可能滅義。
因為他們錯把愚義當做大義，為了愚義而犧牲。
正如陳宮效忠于呂布一樣，呂布本是奸邪之人，而陳宮卻對他忠心耿耿，到最后呂布被殺后，他抱著赴死的決心不投降曹操。
他本是一個可以大展宏圖的謀士，卻因為愚忠愚義，把呂布當做明主，誓死效忠一個不義的人。
類似的還有被謊言欺騙的德國人民，他們曾經支持擁戴一個瘋狂的納粹分子，還有無數個崇尚武士精神而白白戰死的日本軍人，他們能不怕死而成全義，只是他們錯誤把義定位在愚義，而把大義給毀滅了。
所以可見，舍生取義在今天的詮釋不僅僅是舍去生命而成全道義，而是要明智的認識大義，明智的成全大義，不能白白犧牲，也不能效忠愚義。
2004年福建省高考滿分作文：忠與義的交織
“山東及時雨，孝義黑三郎”，“仗義疏財，忠肝義膽”，“梁山呼保義，鄆城宋公明”，這一切的聲音，都在共同呼喊著一個名字———宋江。
一個父兄眼中“孝字為先”的孝子，一個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頑劣之徒，一個由“忠”和“義”交織而成的歷史碑文。
施耐庵筆下的宋江是《水滸》中矛盾的中心，在報效朝廷和建設梁山中，在盡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終處于矛盾之中。
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與“仁義”間的選擇。
宋江是“仁義”的，“及時雨”的稱謂非他人能及，“救晁蓋”、“濟武松”、“殺閻婆”、“三打祝家莊”，這一幕幕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條，“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準則，這一切，都樹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將中的地位，位列天罡，執掌地煞，何等的榮耀；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暢快；劫富濟貧，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風。
但這恰恰是施耐庵為宋江吹響挽歌前的空響，宋江畢竟還是一個鄆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著的是對大宋王朝忠貞報國的志向。
“敢笑黃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樓的詩，看似輕視朝廷，實為他因報國無門而空自嘆息。
不論是晁蓋打曾頭市后的私見宿太尉，還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蓋死后，替換“聚義廳”為“忠義堂”大匾，處處透著他對朝廷招安的渴望。
然而他卻忘了，在腐朽的趙宋王朝里，哪有他一個鄆城小吏的生存空間。
可悲呀，可嘆!可憐梁山一百單八將盛極一時，最后卻落得死散凋零。
縱然面對這些，宋江在忠與義之中放下了曾經緊握的刀槍，在忠與義中作出了最后的選擇，對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飲而盡，想以死“表明忠義”，更令人惋嘆的是，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讓他服毒酒隨他而去。
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成大任，重大義，男兒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筆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與義的交織中，迷失了自己，最終只能淹沒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與“仁義”之中，他選擇了忠君，選擇了一條看似美麗卻永無出頭之日的道路。
他走了，或許他依然會笑對朝廷，依然毫無怨恨，留給我們的只有無盡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來，我愿看到那個真正“笑黃巢”的宋江，那個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
聽，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蘆葦水道中飄得很遠，很遠：“生死至交一碗酒……”
義與利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
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信的迂君子。
那個時代過去了。
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峰奔利而去。
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并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伯樂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棗這是當今一句時髦口號。
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
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種企業，使人際關系成了一個市場。
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
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
試問，不花錢你可以買到期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
想靠形形色色的義和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于事。
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
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價格。
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于情。
”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
“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
“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后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
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不容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么，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了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
它主張率性而生，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
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權在于你的真實“自我”。
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
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
創造不同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
至于創造和占有，其判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
有真性情的人，在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鐘情趣的品味。
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閑適之情。
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閑情逸致，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懷。
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
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
”我曾經深以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松俏皮。
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占有，所以才會占有欲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
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檢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
但是，擺脫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
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
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兇難卜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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