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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通過自己獨特的創作，把高密東北鄉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在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爺爺”余占鰲為代表的高密東北鄉子民們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劇，一如高密地方戲茂腔演唱時的凄涼悲戚，一如電影《紅高粱》里“酒神曲”吼誦時的高亢鷹揚。
2012年10月11日，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這個消息為持續近半月的“莫言得諾獎”喧囂劃上了一個圓滿的休止符。
此前的爭議將莫言推到風口浪尖上，各種討論在文學作品和道德倫理中攻訐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對他具體作品的深入分析。
因為文學的邊緣化，很多人連莫言的作品都沒有讀過，但仍然可以信口開河，肆意攻擊。
甚至有人以為莫言是一名默默無聞的作家，靠著諾貝爾文學獎的炒作才爆得大名。
其實，近年來莫言一直出現在諾貝爾傳聞名單之上，各種傳聞或風言風語一年一度地滿天飛。
只是今年傳聞依托著新媒體的新力量，傳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廣泛而已。
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處在爭議漩渦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帶來了幾乎絕然相反的爭議態度，而與他及他作品相關的國內外相關研究論文數量驚人，在專業數據庫里你可以搜索到大量與莫言相關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
莫言的文學作品，題材敏感、反思尖銳、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象狂放、敘事磅礴，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創作中獨具個人魅力。
他在中國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他的創作成就已經獲得過國內外諸多文學獎項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國中篇小說獎、1988年臺灣聯合文學獎、1996年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1年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2004年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法國“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第十三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日本第十七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08年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2011年因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從1988年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教授翻譯《紅高粱》、 《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作品被廣泛地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俄語、日本語、韓語等十幾種語言，是中國當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
《紐約時報》書評曾說：莫言是一位世界級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莫言的文學成很推崇，認為他的創作代表了亞洲的最高水平。
莫言同時也是中國當代嚴肅文學作家中屈指可數的、少有的暢銷書作家，擁有大量的忠實讀者。
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莫言本名管謨業，1955年2月出生于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
他在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變成“高密東北鄉”，在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秋水》里，他再度提到這片土地，描繪了“高密東北鄉”史前史。
通過經營“高密東北鄉”，莫言創造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類似魯迅的“魯鎮”、沈從文的“湘西”、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馬爾克斯的“馬孔多”相似的文學地理世界。
他的幾乎所有優秀作品，都在這片充滿想象力的土地上展開敘事，并有意識地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無邊地延伸。
在福克納稱之為“郵票般大小”的地方，創造一個充滿無數生靈的文學世界，是幾乎每一個有野心的小說家的遠大理想。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蓮池》第5期上公開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創作了三十一年，作品數量蔚為壯觀，迄今為止發表了八十多篇短篇小說、三十部中篇小說，出版了十一部長篇小說。
此外，他還出版過五部散文集、一套三卷本散文全集，創作過九部影視文學劇本及兩部話劇作品。
莫言的小說一直在兩個不同的時空中展開：一個是殘酷現實，細膩生動地展現當前鄉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風貌，其核心主題是“饑餓”和“不公”；另一個是浪漫世界，以強大的想象力推進到被官方歷史嚴厲遮蔽的微暗世界，關鍵詞是“生命力”和“人性”。
這兩條藤蔓分別蔓延，各自結出了豐碩果實，并在彼此吸引中漸漸靠近。
以莫言自己的說法，在他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中纏繞在一起，勝利會師。
莫言成名作、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即屬于“殘酷現實”藤蔓上的發軔作品。
小說發表于1985年，與短篇小說《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深刻地體現了莫言少年時期當童工時感親身受到的痛苦經驗，但語言和寫法都不同，屬于探索和逐漸形成語言風格的作品。
他的此前十幾篇短篇作品，如《鄉村音樂》、《售棉大道》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積累。
《透明的紅蘿卜》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被侮辱、被損害、被遺忘的“黑孩”形象，令人難忘地顛覆了此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觀念下“詩意鄉村”的浪漫想象，展現出一個苦難和饑餓的鄉村景象，以及在這種令人絕望的土地中卑微生存者的悲慘命運。
莫言說過，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說中找一個原型，那一定是“黑孩”——從“黑孩”派生出上百個人物，在他的文學地理世界里濟濟一堂。
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發表于1987年，也屬于“殘酷現實”系列中的作品。
當時山東《大眾日報》新聞報道，山東蒼山縣蒜薹豐收之后，卻因地方干部的不作為以及地痞流氓低價收購等原因賣不出去、大面積腐爛在田地上，從而引起農民到縣政府示威游行并發展為大規模的騷亂。
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關注，他想起1984年趕車送甜菜的路上被給鄉黨委書記送建筑材料的卡車碾壓無辜死去的四叔。
在故鄉的谷倉里，僅用三十五天，就創作出這部二十萬字的作品。
1988年莫言發表另一部極富探索性的長篇小說《十三步》 ，后來也曾改名為《籠中敘事》 ，是運用荒誕藝術手法描寫知識分子和現實生活的一部力作。
此后的中篇小說《歡樂》在“殘酷現實”中達到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頂峰，并發展出了莫言特色的“殘酷敘事”。
小說用探索性的第二人稱敘事，講述鄉村中學復讀生齊文棟參加高考的悲慘故事，他強烈地想通過高考這種唯一的方式逃離他嚴重丑惡、令人窒息的鄉村土地，他憎恨這些制造苦難和仇恨的生活。
他和他母親在鄉村的艱難生活。
小說里也用令人震驚的筆法，描寫了計劃生育工作隊強行抓捕剛生孩子一個月的齊文棟嫂子去去做結扎的恐怖細節。
其中的母親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廣泛的批判，作家余華為此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為莫言的獨特創作美學作辯護。
在浪漫世界里最有名的作品，是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梁》。
這部小說1986年發表后，在文壇上引起了震動，現在已成為了一部經典作品。
小說發表后很快就被張藝謀改編成同名電影，由姜文、鞏俐主演，并獲得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目光。
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曾經發生過“孫家口伏擊戰”。
1938年3月15日，國民黨抗日游擊隊曹克明部率領四百人伏擊日本巡邏隊，擊斃日本板垣師團中崗彌高中將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通令嘉獎。
后來日本駐膠縣部隊報復，制造了“公婆廟慘案”，殺害136名村民。
這件民間抗日故事，一直被排斥在官方正統敘事的歷史教科書之外，同樣被遮蔽的歷史事實，在當時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地被發掘出來，并以文學作品的形式表達出來，對文化反思、歷史思考，都產生著巨大的推進作用。
這個故事激活了莫言身體深處一直當時正統敘事格式所壓抑的靈感，他如一口枯竭的水井，突然被打通了土地深處的泉眼，酣暢淋漓的語言和故事噴涌而出，徹底顛覆了此之前“官述歷史”記憶，對當時新歷史敘事模式具有篳路藍縷之功。
199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洋洋五十萬言，語言極具爆發力，想象力汪洋恣意，可以說是莫言最好作品之一，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頂級作品。
這部作品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廣闊地展現了中國大陸拜年滄桑變化史，徹底顛覆官定歷史敘事模式，與余華《活著》等作品一起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新歷史”敘事核心原則。
小說中對土改、**、經濟熱等都有極深的揭露和反思。
小說中含辛茹苦、精神堅毅的母親形象非常生動，有人把母親形象跟馬爾克斯名著《百年孤獨》里的烏蘇拉相提并論。
小說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雙胞胎，也是一個“雜種”。
他有一個至老不斷奶的惡癖，后來和“獨乳”老金結婚，卻變成了胸罩設計師和成功商人——這個人物形象具有濃重的現實和歷史隱喻效果。
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檀香刑》中，莫言通過膠東半島農民義軍奮起抗擊德國殖民軍隊的故事，把自己獨特的“殘酷語言”推到了極致，并在其中極富象征意義地植入了他自己故鄉的地方戲種“貓腔”，并通過大量令人讀之驚悚的例如“剮刑”等場景的具體描述，引發了讀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劇烈反響。
這部小說雖然語言敘事技藝高超結構饒有新意，但進入了純粹“歷史語境”，并未跟日常生活、日常情感發生密切關系。
本文開頭說過，莫言小說中的兩條藤蔓，最后匯聚在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里。
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其中的精髓還沒有被文學評論界深刻感受到。
這部作品的“輪回”結構，是寫長篇小說時作家夢寐以求的結構。
這種“簡單”的結構，可以把作家從敘事/結構的繁重任務中解脫出來，他因此能夠從容而天馬行空地對輪回成驢、牛、豬的主人公西門鬧分別敘述。
語言極有彈性，敘事生動，想象力豐富。
我特別欣賞莫言在小說中輕松地把握敘事、人物角色轉換的能力。
原地主西門鬧土改時被工作隊在河灘上崩掉腦袋后，他家的長工藍臉就變成了新時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婦，住了他的家。
含冤死去的西門鬧深感冤屈，在閻王爺面前絕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決者為懲罰他，判決他帶著前世的記憶（不給他喝忘憂湯）輪回到陽間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藍臉的家里，親眼目睹著人世間的滄桑變化。
他線變成驢子，驢子死后還不服，又被罰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繼續不服，再被判投胎為豬。
其中“西門豬”一章寫得汪洋恣意，想象磅礴，過了好多年，我都記憶猶新：高智商的西門豬帶領牲畜欄里的豬們反擊人類的統治，英勇戰斗，跳出豬圈，一路沖殺，突破人類獵手的重重包圍，勝利地渡河來到河中小島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終于自由自在地過上了無拘無束的快樂生活。
這個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和他的自由王國“花果山”——小說中，現實和浪漫以荒誕的詩意，在一頭生命不止、戰斗不息的豬王身上深刻地體現出來。
其中的隱喻效果極其鮮明。
2008年的長篇小說《蛙》通過“姑姑”這個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訴了計劃生育對中國人的殘酷戕害。
“姑姑”自稱是組織的走狗、信徒，組織讓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親手接生過一萬個嬰兒，也親手殺死兩千八百個嬰兒。
新政權剛建立，在鄉村推廣新的接生技術，剛畢業的“姑姑”接生了高密東北鄉幾千名新生兒，包括王肝王膽兄妹、陳鼻、王手等人。
后來搞計劃生育，“姑姑”同樣自愿充當“走狗”，帶領計劃生育工作隊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強行做人流，而導致王膽等人的死亡。
“**”結束后，“姑姑”也從瘋狂中恢復了。
她這才發現自己當“走狗”時做了多少邪惡事情。
她用自己的后半生來贖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兩千八百個小泥人，供在三面墻的龕里，為他們念佛經……這部小說生動有力地控訴了計劃生育對中國的毀滅人性的巨大傷害。
莫言通過自己獨特的創作，把高密東北鄉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在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爺爺”余占鰲為代表的高密東北鄉子民們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劇，一如高密地方戲茂腔演唱時的凄涼悲戚，一如電影《紅高粱》里“酒神曲”吼誦時的高亢鷹揚。
在文學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
對于一名真正的讀者來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否，都不妨礙他/她的自由閱讀和理解。
而作家的核心價值，更多地體現在他的文學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個人道德上。
現在，莫言已經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我想這可以促進、加深世界其他國家讀者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輻射，可以影響到其他的作家身上，這才是諾貝爾文學獎背后更深遠的意義。
（葉開是作家，文學雜志《收獲》的編輯，著有《莫言評傳》，他也是莫言長篇小說《蛙》、中篇小說《三十年前的長跑比賽》、《司令的女人》等作品的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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