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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 論吃飯
我們有自古流傳的兩句話：一是“衣食足則知榮辱”，見于《管子·牧民》篇，一是 “民以食為天”，是漢朝酈食其說的。
這些都是從實際政治上認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 說從人民方面看，吃飯第一。
另一方面，告子說，“食色，性也”，是從人生哲學上肯定了 食是生活的兩大基本要求之一。
《禮記·禮運》篇也說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 更明白。
照后面這兩句話，吃飯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這兩句話里的次序，“食”或 “飲食”都在前頭，所以還是吃飯第一。
這吃飯第一的道理，一般社會似乎也都默認。
雖然歷史上沒有明白的記載，但是近代的 情形，據我們的耳聞目見，似乎足以教我們相信從古如此。
例如蘇北的饑民群到江南就食， 差不多年年有。
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的費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潰是癱瘓》一文中就提到 這個。
這些難民雖然讓人們討厭，可是得給他們飯吃。
給他們飯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于慈善 心，就是惻隱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們，怕他們鋌而走險，“小人窮斯濫矣”，什么事做不 出來！給他們吃飯，江南人算是認了。
可是法律管不著他們嗎？官兒管不著他們嗎？干嗎要怕要認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 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
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 是個死，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誰怕誰！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飯吃的人們，他們沒奈何只 得認點兒。
所謂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實也就是基本的權利。
但是饑 民群還不自覺有這種權利，一般社會也還不會認清他們有這種權利；饑民群只是沖動的要吃 飯，而一般社會給他們飯吃，也只是默認了他們的道理，這道理就是吃飯第一。
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
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 天又干，米糧大漲價，并且不容易買到手。
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貧民一面搶米倉，一面“吃大 戶”。
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
這叫做“吃大戶”。
“吃大戶”是和 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
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桿的 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
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只好認了。
那回一直這 樣吃了兩三天，地面上一面趕辦平糶，一面嚴令禁止，才打住了。
據說這“吃大戶”是古 風；那么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罷。
但是儒家對于吃飯卻另有標準。
孔子認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為仁 政的根本；這因為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
然而他們論到士 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
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 “樂在其中”，又稱贊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
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為“孔顏樂處”， 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為理想而忍饑挨餓的精神。
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
孟子一方面不贊成告子說的“食 色，性也”，一方面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
戰國時代的 “大丈夫”，相當于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
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 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為了吃飯而掙扎著。
因此士 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為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
伯夷、叔齊據說反對周武王伐紂，認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
這也 是只顧理想的節而不顧吃飯的。
配合著儒家的理論，伯夷、叔齊成為士人立身的一種特殊的 標準。
所謂特殊的標準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標準；士人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這地步，但是 能夠做到這地步最好。
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這標準更成了一般的標準，士人連婦女都要做到這地步。
這就 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句話原來是論婦女的，后來卻擴而充之普遍應用起來， 造成了無數的慘酷的愚蠢的殉節事件。
這正是“吃人的禮教”。
人不吃飯，禮教吃人，到了 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
士人對于吃飯卻還有另一種實際的看法。
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倆都做了大官，住宅挨 著。
宋祁那邊常常宴會歌舞，宋效聽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說，問他還記得當年在和尚廟里 咬菜根否？宋祁卻答得妙：請問當年咬菜根是為什么來著！這正是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 人上人”。
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兒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個幌子。
照這個看法，忍饑挨餓或者吃粗飯、喝冷水，只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 兒。
吃飯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數士人恐怕正是這么在想。
不過宋郊、宋祁的時代，道學剛起 頭，所以宋祁還敢公然表示他的享樂主義；后來士人的地位增進，責任加重，道學的嚴格的 標準掩護著也約束著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們大多數心里盡管那么在想，嘴里卻就不敢說 出。
嘴里雖然不敢說出，可是實際上往往還是在享樂著。
于是他們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 喝的人；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眾。
民眾，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們慣于忍饑挨餓，幾千年來都如 此。
除非到了最后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
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
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 住就沉默。
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么話。
說話的還是士人。
他們由于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 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并不加多，于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
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 難”的慨嘆。
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
因為他們究竟屬于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并且總比小民吃的好。
孟子說做 官可以讓“所識窮乏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
到了 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
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作笑 話。
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里，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涂。
然而到了那時 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里。
難得的倒是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著之字 路，走向現代化了。
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 在要求“有飯大家吃”。
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 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 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
然而這還只是剛起 頭。
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于匱乏的自由”。
“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
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著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 同了。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
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么禮義什么文化都說不上。
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么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于匱乏的自 由”呢？于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
這其實比悶在心里糊涂的騷動好得 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
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1947年6月21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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