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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以來的現代散文創作中，最早發端和得到發展的是議論性散文。
由于當時正在展開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這種說理的文字就特別發達起來，當時除有很多政治性、社會性的論文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具有文學色彩的議論文字，象《新青年》雜志刊登的李大釗的《青春》、《今》，和陳獨秀的《偶象破壞論》、《克林德碑》就是這樣的作品。
《新青年》雜志從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起，還增設了“隨感錄”這個欄目，陸續發表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等人撰寫的短小精悍的議論文字，猛烈地攻訐了封建主義的痼疾。
其中，劉半農的文章，在抨擊論敵時嬉笑怒罵，寓莊于諧，極盡揶揄與夸張之能事。
與此同時，還有不少重要的報刊雜志也都增設類似的欄目，在這一年12月創刊的《每周評論》和1919年 8月創刊的《新生活》，就都設有“隨感錄”的欄目。
在這類有關社會和文化思想的評論文字中，有不少都寫得生動曉暢，淋漓盡致，很有文學意味，它們的大量出現，促進了議論性散文的發展和繁榮。
在《新青年》“隨感錄”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魯迅所撰寫的。
他尖銳地抨擊那些吹噓保存“國粹”的頑固派，“都是‘現在的屠殺者’”（《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隨感錄四十二》），如果還要保存“國粹”，將會發生的嚴重后果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隨感錄三十六》），識見精深，啟人深思。
魯迅還發表了不少篇幅略長的議論性散文，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與愚昧，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這些作品充滿了深沉而熾熱的感情，不僅思想深刻，在藝術上也很有魅力，將議論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終生都撰寫這種議論性散文，作為鞭撻反動派以及舊制度、舊思想的武器，以獨創的藝術形式，廣泛地總結了有關社會與文化思想斗爭的經驗和規律。
議論性散文是魯迅的文學遺產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由魯迅參加奠基和開創的這種議論性散文，后來通常都被稱為“雜文”。
這種文體在現代散文史和現代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時期常被稱為“美文”，它的出現和成長，對于保衛和繁榮新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證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它的出現稍晚于雜文，然而在后來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冰心是較早撰寫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與《寄小讀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創作中的地位。
她經常贊頌的主題是母愛、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風光，這本身就是對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倫理觀念的沖擊。
她的文筆也委宛雋秀，清新明媚，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比起冰心來，葉紹鈞的散文創作更能跟上時代的發展，他的散文集《劍鞘》（與俞平伯合著）和《腳步集》中那些吟味社會人生的文字，寫得謹嚴切實，樸素雋永。
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
周作人是“五四”時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對于此類散文的創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收錄于《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和《談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寫得蒼勁古樸，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顯出一股凌厲之氣，發生過不小的影響。
但那些品賞草木蟲魚，沉溺于說理談玄的作品，卻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閑情逸致。
在文學研究會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個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種文字風格，像《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寫得綺麗纖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綠》，運用對于音樂和色彩的感受，進行巧妙的比喻和聯想；《背影》卻以白描的文字，勾畫了父子離別的凄切場面；《執政府大屠殺記》則是細致曲折地描繪“三·一八”慘案的實況。
朱自清在思想和藝術上作了嚴肅認真的探索，寫出過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貢獻。
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用一種激蕩和奔騰的情調，寫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訴社會的罪惡，傾訴內心的悲憤，《星空》、《橄欖》、《水平線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這類作品。
郁達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響，《還鄉記》、《還鄉后記》、《日記九種》等篇章，詛咒丑惡的社會，渴望真摯的情愛，坦率地剖析著內心的苦悶與憤慨，寫得清新流暢和富有激情。
他寫于30年代的《屐痕處處》、《達夫游記》等作品，則又俊秀圓潤，富有神韻和氣勢，而且還表達出憎惡黑暗現實的沉痛和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詩人聞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這些作品直抒胸臆，較多表達了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情趣，藝術上刻意追求，注重錘煉字句，但有的內容傷于輕佻，文字也因追求辭藻的華麗而顯得過度的鋪張繁復。
他的散文，大都收入《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等集中。
“五四”以后，還興起了一種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敘事因素、同時又具有較多詩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詩。
許地山的《空山靈雨》是這類創作首次較大的結集，它抒發情懷，探索哲理，既執著人生、譴責黑暗，又懷疑現世、畏懼斗爭，反映了當時某些追求進步與正義的知識分子，也有著軟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這之前，魯迅的《自言自語》、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詩》和劉半農的《老牛》、《曉》等篇什，都是散文詩創作的最初的嘗試。
至于魯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詩創作中的名著。
王統照當時寫的一些散文詩，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動過讀者。
30年代從事散文詩創作的還有麗尼和陸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創作，大都洋溢著反封建的思想感情，體現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大都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主張浪漫主義的創造社作家在這方面自然表現得更鮮明和突出。
隨著社會主義思潮的不斷傳播和工農革命運動的逐漸高漲，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將個性解放的要求與對于社會主義的向往結合起來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開始分化以后，堅持反封建斗爭的雜文創作依舊在前進著，1924年創刊的《語絲》（見語絲社）周刊，登載的文字就“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發刊詞》），1925年創刊的《莽原》周刊，也是為了進行“‘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魯迅《兩地書·一七》）。
除了魯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語堂也是《語絲》的重要作者，圍繞著“三·一八”慘案等事件，他們也曾寫過一些很有思想鋒芒的雜文。
但是與此同時，兩人也開始表現出妥協和自由主義的消極情緒。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許多革命作家向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左翼或進步的文學刊物都重視刊登雜文，在當時還出版過一些以登載雜文為主的刊物。
魯迅這個時期的雜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當局嚴密的文網，他不得不經常變換筆名，寫得較為隱晦曲折，雖是“帶著枷鎖的跳舞”（《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卻說明他運用這一武器，達到了更加精湛、嫻熟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認識到魯迅雜文的重要意義，認為在“這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于魯迅雜文的成因、特征和社會作用，進行了精辟的分析。
這一時期，他自己也寫了一些雜文，像《民族的靈魂》和《王道詩話》，就都是精粹的作品。
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等，也寫了不少抨擊時弊的雜文。
由于雜文創作在30年代的廣泛發展，從青年作者筆下涌現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寫得犀利勁遒；柯靈的《市樓獨唱》，寫得簡練深切；徐懋庸的《打雜集》，寫得質樸雋永，都為戰斗的雜文創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間，出現了一批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車箱社會》，洗練流暢，頗具神韻；梁遇春的《春醪集》、《淚與笑》，娓娓而談，吟味人生；李廣田的《畫廊集》，散發出泥土的芳香，顯得絢麗而又渾厚；何其芳的《畫夢錄》，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畫著朦朧和縹緲的圖景；陸蠡的《竹刀》，時時在美麗動人的景色中，編織著令人悲憤的故事；吳伯簫的《羽書》,善于從生動的形象中，展開海闊天空的遐想。
還有鐘敬文、靳以、麗尼、繆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風格。
廣闊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說家寫出的。
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鄉雜記》，以深切透辟的文筆，描寫出中國城鄉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走向蕭條和敗落的情景；蹇先艾的《城下集》，憤懣地揭露著麻醉和墮落的社會；魯彥的《驢子和騾子》、《旅人的心》，以憂郁的調子訴說著苦難的人生；巴金的《旅途隨筆》、《短簡》，憤怒地詛咒黑暗和熱情地追求光明；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在舒徐的牧歌情調中，呈現了紛繁的社會小景；葉紫的《夜的進行曲》、《長江輪上》，象是用皮鞭抽打著腐敗和殘暴的舊世界；蕭紅的《商市街》和《橋》，描寫自己在饑餓與死亡線上掙扎時，閃爍出青春與理想的光芒；吳組緗的《黃昏》、《泰山風光》，淋漓盡致地描繪著各種世態，對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創作獲得豐收的時候，林語堂于1932年創辦《論語》（見論語派），1934年出版《人間世》，1935年刊印《宇宙風》，提倡離開現實斗爭的“幽默”、“性靈”和“閑適”的小品文，形成一時的風尚。
魯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時地批評了他有違于新文學戰斗傳統的不良傾向，并支持前進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時代的需要，敘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應運而生，并迅速地產生了比較成熟的作品，象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記載了十月革命后俄國的真相，以悲壯的史實、昂揚的詩意、激蕩的感情和坦率的內心獨白，交織成清新奔放和雄渾沉著的藝術風格，表現了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理想的赤誠追求，是中國出現得較早的報告文學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慘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葉紹鈞）、《暴風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鄭振鐸），也都滿懷激情地描寫了這一重要和難忘的歷史場面。
敘事性散文進一步繁榮的標志，是30年代出現了大量報告文學作品。
其中，柔石的《一個偉大的印象》，就是較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麗和剛健的筆墨，寫出了在革命斗爭中錘煉出來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新人。
韜奮的《萍蹤寄語》和《萍蹤憶語》，是他游歷歐洲的記錄，以樸素平易和真摯雋永的文字，寫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種種無法克服的矛盾，卻又肯定它在發展生產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寫出了資產階級民主虛偽和殘缺的一面，卻又認為它比尚未擺脫封建專制的國民黨政權，具有無法比擬的民主，表現出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文風。
他的這些作品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被認為是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游記格調。
這說明由于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有些游記體裁的作品發生了從側重于抒情的小品文類型，向側重于敘事的報告文學類型的轉化。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劉思慕的《歐游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樸實蒼勁和議論橫生的文字，揭露了當時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強兵壓境的危急氣氛，激勵了許多讀者的愛國情緒。
他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報道，更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36年是報告文學的豐收年，在當時涌現出來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為出色的篇章。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筆墨和別致的結構，寫出了山西省的反動統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統治；《包身工》則通過幾個令人戰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對包身工進行壓榨和蹂躪的罪行。
這兩篇作品，將新聞的真實性和報告的文學性結合在一起，長期以來成為報告文學的示范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