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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魯迅有感
余生也晚，趕上了魯迅先生未能夢見的新時代。
近日重讀《青年必讀書》一文，不免生出新的感受。
魯迅分書為兩大類——“中國書”與“外國書”，他“略說自己的經驗”，也確能道出旁人的體會：讀中國書，就“沉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但在我們的新時代，兩類的分法遠遠不夠了；書市里的大宗，既非魯迅所說的“中國書”，亦不是標準的“外國書”，如果只用一個詞兒來概括，我想，沒有比“中國人寫的外國書”更恰當了。
人活著主要應該做事，但也需要休息，因此我現在的感受是讀中國書與讀外國書并不互相排拒。
讀外國書，使人想做事，做事久了會疲倦，想休息，于是換讀中國書；中國書使人沉靜，沉靜就休息得好，休息夠了，靜極思動，再去讀外國書，去做事。
這樣良性循環不是比偏嗜偏食好得多么？問題是無論“中國書”、“外國書”，現在都少有人讀。
假如請社會學家細心地做一項社會統計，我敢斷言，結論必定是：“中國人寫的外國書”在被讀書中占絕對的多數。
中國書，外國書，其實俱在，卻仿佛被一道無形的厚實的墻壁障蔽著，使人眼看不見，手夠不到。
日前一位朋友喜滋滋地告訴我：“《燕知草》我終于買到了。
”他在舊書店的書架前逡巡，雖然認為架上的書全只配化成紙漿，卻不死心，仍舊上下左右習慣性地掃描。
突然眼角一亮，瞥見旁邊一位青年手中翻著的竟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燕知草》，驚喜不已，他一邊期待，一邊擔心，注意著青年的動靜。
青年翻了一會，把書扔下了。
朋友畢竟是位謙謙君子，死守“不掠美”的善道，他撿起書，趁青年還未掉頭他顧，殷殷問道：“你不要嗎？這可是本好書啊！”青年回說：“這種書現在沒人要看了！”朋友如愿以償，又不禁感嘆：“我喜悅之余，竟覺得一絲悲哀。
”這喜悅，是個人的、主觀的，而這悲哀，卻是廣被的、客觀的，難道新時代與“這種書”當真無緣了么？
外國書使人想做事，同時也教人怎樣做事。
“中國人寫的外國書”，在使人想做事的強烈程度上還超過了外國書，但是，卻不告訴人應該怎樣做事。
例如關于“科學”，我讀外國書，就知道了科學究竟是－什么，知道了應該怎樣想，怎樣做，才算是“科學的”，也知道了“不科學”不一定是貶義，等等。
而在“中國人寫的外國書”里，盡管“科學”受到的贊美崇揚遠過于標準的外國書，但“科學”究竟意味著什么，卻根本含糊不清。
于是舊的如周易算命，新的如氣功療病，更新的如炒股發財，統統都掛在了“科學”的名下，甚至情場失意，或官運偃蹇，亦歸咎于方法“不科學”，好像只要“科學”一下子，就能運交紅桃，步履青云。
想做事而不知道怎樣做事，是一種“憋得慌”的狀態，勢必至于不由自主，亂說亂動。
能量大的，就像金庸《射雕英雄傳》里的西毒歐陽鋒，武功練到入魔，氣機混亂，招式怪異，先施殺著，先刮自己幾個耳光，他雖一舉打敗北丐、東邪、南帝，奪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號，卻實在很難被人視為真正的英雄。
至于現代的歐陽鋒們，可以說在王朔的筆下，最稱惟妙惟肖。
隨便抄一段，是寫一位女的：“她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忙的。
這些年總是以一種沖刺速度在交際在創業在破產在上躥下跳。
月余不見，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
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門的名片足可開一個小型的私人收藏展。
……我國沿海的每一個特區新建時她都去創過業，親手創辦了數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貿大廈和文化城。
她在北京有一家頗具特色的云南菜館，在那兒你可以遇見形形色色的社會名流：氣功大師、沙漠旅行家、頹廢畫家、搖滾歌手，以及政府官員，影視紅星，大小記者，還有我這樣的寫字師傅。”
因“憋得慌”而做事一旦形成風氣，“做事”的意義就要變。
照韋伯的說法，從新教倫理轉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以理性化的態度和方式“做事”的，雖然目的也是積累財富，卻與許多非新教地區自古而然、于今為烈、貪得無厭、劫奪聚斂的發財狂，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等到資本主義普及到其他廣大地區，宗教的臍帶自然不必去追索了，只要能發得財，也就算做成了事。
魯迅說：“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魯迅是將“做事”看得比“作文”更重要的。
但在文化已經成為制造業的今天，“作文”就是“做事”。
“不讀中國書不能作文”的老話業已過時。
即使是中國人，不讀中國書也照樣能“作文”。
今天的書市，“中國人寫的外國書”蔚為大觀，反令地道的中國書和外國書成為附庸，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