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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說：“文如其人。
”文學是作者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藝術表現。
每位作家的氣質、才情、學問、經歷等不同，其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在作品中的表現也千差萬別，或含蓄，或鮮明；或激烈，或溫和，從而形成作家不同的個人風格。
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矣。
”文學創作領域表現出的種種奇觀，都是由作家性情特征及環境對作家的影響所形成。
聞一多與徐志摩都是新月詩人，同為新格律詩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但是，由于兩人的個人氣質、家庭環境、生活經歷不同，兩位詩人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不同的風格。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文心雕龍·體性》）文章風格與作者的個性密切相關。
聞一多出生在“世家望族，書香門第”，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特別的鐘愛。
23歲時留學美國，種族歧視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他曾在一封家書中說：“在國時從不知思家之滋味，出國始覺得也，而在美國為尤甚。
因美國只知有白種人也，有顏色之人（彼稱黃黑紅種人為顏色人）蠻夷也,狗彘也。
嗚呼！我堂堂華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禮俗、文學、美術，除不嫻制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被彼所藐視，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丈夫之久居此邦而猶不知發憤為雄者真木石也。
”于是，聞一多便決心獻身祖國，不恤犧牲。
（紅燭啊！/“莫問收獲，但問耕耘。
”）然而，歸國后，現實的中國又是滿目瘡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發現”“如花的祖國”變成了“一溝絕望的死水”，理想的自信與黑暗的現實產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我會見的是噩夢，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惡夢掛著懸崖，/那不是你, 那不是我的心愛！”他把對祖國的一腔摯愛，凝固為一句句詩行。
透過字里行間，我們看到了詩人水晶一般純潔明亮的內心世界，火一樣焚燃的愛國熱情。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走出書齋，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
著名的民主戰士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他冒著生命危險大義凜然地參加李公樸的追悼會，并且發表了《最后的一次講演》，“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別了，司徒雷登》）這一切凝聚成了聞一多情系中華、倔強不屈的人格精神。
聞一多的一生，始終與祖國血肉相連，他詩歌的突出主題就是“愛國”。
所以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聞一多“是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他的偉大的人格，體現在他詩歌中，常常是選用青松、菊花、高山、大海、太陽、紅燭等意象，表現了民主戰士的高尚情操。
而徐志摩作為布爾喬亞開山的和末代的詩人，他的詩歌主要表現個人感受和內心體驗。
“他沒有聞（一多）氏那樣精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
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活水。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他認為世界是由情感決定的，而不是由經濟決定的。
他強調個人因素，追求個性自由和幸福。
胡適之在《追憶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的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
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的信仰。
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徐志摩詩中的戀愛，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對于單純信仰即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我有一個戀愛——/我愛天上的明星/我愛它們的晶瑩/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我有一個戀愛》）詩人的理想只是一個朦朧的意念,是非現實的。
他“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總是“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向著黑夜里加鞭”。
他在散文《再剖》中的一段話，正好作這兩句詩的注腳：“我這輩子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盲目地前沖，一時踹入一個泥潭，一時踏折一支草花，只是這無目的地奔馳；從那里來，向那里去，現在在那里，該怎么走，這些根本的問題卻從不曾到我的心上。
”但是，他的心靈始終幻想有一顆明星。
當理想的明星幻滅，伴隨而來的就是一種無可言狀的痛苦、悲哀和絕望。
正如茅盾所說：“一旦人生的轉變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過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發生動搖，于是他流入于懷疑的頹廢了。
”（《徐志摩論》）簡單地說，徐志摩像是一個大孩子，充滿了童真和幻想。
由于這幻想脫離現實世界，又注定要毀滅。
徐志摩追求個性自由與幸福，其思維視角是向內的。
這又與他家庭環境與生活經歷不無關系。
徐志摩出生在富商家庭，大學沒有讀完，就到美國留學，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后，展轉英國劍橋大學讀書。
他雖然也有相當深厚的國學根底，但是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也是極為明顯的。
他曾經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
”（《吸煙及文化》）徐志摩生活在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現代思想蘇醒的時代，人的個體意識終于掙脫了封建思想桎梏而獲得解放。
西方知識分子崇尚的自由、民主思想得到徐志摩極大的認同，自然觸動了青年徐志摩的詩心，從而成為他創作詩情的母體。
他曾說：“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
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么郁積，就付托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還顧得了什么美丑！”（《猛虎集·序》）
如果說體現在聞一多詩歌中的人格是倔強，是赤誠的話，那么徐志摩的詩歌則體現了他執著、真純的人格力量。
聞一多和徐志摩兩人的詩都滿載著“愛”的因子，但聞一多愛的是祖國，是人民，他的兩部詩集《紅燭》和《死水》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對祖國無限熱愛的情緒，跳蕩著詩人的赤子之心；徐志摩愛的是自由，是戀情，他的《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大多以愛情為歌詠的對象，戀愛的歡樂、憂傷和痛苦，毫不掩飾，一片純情。
聞一多說，“詩人的主要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徐志摩認為，“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
聞一多把生命融入了祖國的懷抱；徐志摩把生命局限在自我的天地。
徐志摩也反映人民的疾苦，如《先生，先生》、《蓋上幾張油紙》，但只限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同情，與聞一多憂國憂民的襟懷迥然不同；聞一多也寫愛情，如《紅豆》，那是真真切切的相思，與徐志摩空靈飄渺的理想也有差別。
而這一切，又都是詩人“情性所鑠,陶染所凝”的人格在詩歌創作中自然形成的。
風格是體現在作品中的作者的創作個性，個性是人格的表現，所以說風格即人格。
徐志摩“是自滿于現在生存狀態的一個青年詩人，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人生情愛，是男歡女愛的兩**情，對社會的關切也不超過這樣一種人間情愛的范圍，因而他的詩熱情而婉麗，秾郁而從容……徐志摩的詩帶來的是舒徐從容宣泄的快感。
聞一多的詩則不在宣泄而在積蓄，他將情緒以詩的形式聚集并儲積起來，只給以有限的宣泄，但這宣泄似乎也是為了儲積。
”（王富仁《聞一多詩論》）讀聞一多的詩，我們感到詩人的憤激、苦悶、壓抑情緒的厚重，這正是詩人由傳統文化鑄就的學者和戰士的雙重氣質的體現。
讀徐志摩的詩，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那真純活潑的天性在不停地跳蕩。
聞一多的詩作“雄渾沉勁”，深邃凝重，如《孤雁》、《憶菊》、《死水》；徐志摩的詩輕柔曼妙，婉轉細膩，如《再別康橋》、《山中》、《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聞一多的詩含蓄蘊藉，意境綿遠幽深,如《紅燭》、《忘掉她》、《也許》；徐志摩的詩飄逸灑脫，格調清新自然，如《雪花的快樂》、《我有一個戀愛》、《偶然》等。
總起來說，聞一多和徐志摩的詩歌創作有著不同的風格，聞詩沉雄，徐詩柔婉；聞詩蘊藉，徐詩飄逸。
而這風格的形成又都與他們各自的個性密切相關。
換句話說，兩位詩人的人格決定了他們的創作風格，而風格又充分顯示著他們的人格。
兩位詩人的詩歌創作達到了人格與風格的和諧統一。
他們各自以自己的心靈與才情贏得了當時與后來眾多讀者的喜愛，他們又共同為中國新詩形式向著成熟、完美的方向發展做了有益的探索。
所以，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富仁先生將聞一多和徐志摩列入“二十年代具有獨特個性且成就較高”的六位詩人之中，予以極高的贊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