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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人說，人世間最純凈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時代。
這是一句極其悲涼的話，居然有那么多人贊成，人生之孤獨和艱難，可想而知。
我并不贊成這句話。
孩童時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戲，成年人靠著回憶追加給它的東西很不真實。
友情的真正意義產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獲得意義之時便抵達最佳狀態。
其實，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變中，猛然發現自己長大的。
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學遇到的困難使你感到了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你放慢腳步憂思起來，開始懂得人生的重量。
就在這一刻，你突然長大。
我的突變發生在十歲。
從家鄉到上海考中學，面對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鄉間的小友，但已經找不到他們了。
有一天，百無聊賴地到一個小書攤看連環畫，正巧看到這一本。
全身像被一種奇怪的法術罩住，一遍遍地重翻著，直到黃昏時分，管書攤的老大爺用手指輕輕敲了敲我的肩，說他要回家吃飯了，我才把書合攏，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連環畫的題目是：《俞伯牙和鐘子期》。
純粹的成人故事，卻把艱深提升為單純，能讓我全然領悟。
它分明是在說，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總會有一天從熱鬧中逃亡，孤舟單騎，只想與高山流水對晤。
走得遠了，也許會遇到一個人，像樵夫，像隱士，像路人，出現在你與高山流水之間，短短幾句話，使你大驚失色，引為終生莫逆。
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會失去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樂來接引的，接引出萬里孤獨，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斷弦碎片。
一個無言的起點，指向一個無言的結局，這便是友情。
人們無法用其他詞匯來表述它的高遠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個字，成為中國文化中強烈而飄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當然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沒有一個算得上“知音”。
我還沒有彈撥出像樣的聲音，何來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卻蒼茫云水間的苦苦尋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邊、自己的班級？這些疑問，使我第一次認真地抬起頭來，迷惑地注視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視了四十年，已經到了滿目霜葉的年歲。
如果有人問我：“你找到了嗎？”我的回答有點艱難。
也許只能說，我的七弦琴還沒有摔碎。
我想，艱難的遠不止我。
近年來參加了幾位前輩的追悼會，注意到一個細節：懸掛在靈堂中間的挽聯常常筆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對于挽聯撰寫者的感覺并非如此。
然而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辯駁能力僅僅幾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總結儀式里，這一友情話語烏黑鮮亮，強硬得無法修正，讓一切參加儀式的人都低頭領受。
當七弦琴已經不可能再彈響的時候，鐘子期來了，而且不止一位。
或者是，熱熱鬧鬧的俞伯牙們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聲便成了“高山流水”。
沒有惡意，只是錯位。
但惡意是可以顛覆的，錯位卻不能，因此錯位更讓人悲哀。
在人生的諸多荒誕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友情的錯位。
二
友情的錯位，來源于我們自身的混亂。
從類似于那本連環畫的起點開始，心中總有幾縷飄渺的樂曲在盤旋，但生性又看不慣孤傲，喜歡隨遇而安，無所執持地面對日常往來。
這兩個方面常常難于兼顧，時間一長，飄渺的樂曲已難以捕捉，身邊的熱鬧又讓人膩煩，尋訪友情的孤舟在哪一邊都無法靠岸。
無所適從間，一些珍貴的緣分都已經稍縱即逝，而一堆無聊的關系卻仍在不斷灌溉。
你去灌溉，它就生長，長得密密層層、遮天蔽日，長得枝如虬龍、根如羅網，不能怪它，它還以為在烘托你、衛護你、寵愛你。
幾十年的積累， 說不定已把自己與它長成一體，就像東南亞熱帶雨林中，建筑與植物已不分彼此。
誰也沒有想到，從企盼友情開始的人生，卻被友情擁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
川端康成自殺時的遺言是“大擁塞了”，可見擁塞可以致命。
我們會比他頑潑一點，還有機會面對擁塞向自己高喊一聲：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們自己來回答。
然而可笑的是，我們的回答大部分不屬于自己。
能夠隨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師、慈祥的長輩、陳舊的著作所發出過的聲音。
所幸流年，也給了我們另一套隱隱約約的話語系統，已經可以與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爭辯。
他們說，友情來自于共同的事業。
長輩們喜歡用大詞，所說的事業其實也就是職業。
置身于同一個職業難道是友情的基礎？當然不是。
如果偶爾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
情感豈能依附于事功，友誼豈能從屬于謀生，朋友豈能局限于同僚。
他們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這種說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價值在于被依靠。
但是，沒有可靠的實用價值能不能成為朋友？一切幫助過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們說，患難見知己，烈火煉真金。
這又對友情提出了一種要求，盼望它在危難之際及時出現。
能夠出現當然很好，但友情不是應急的儲備，朋友更不應該被故 意地考驗。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們這個缺少商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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