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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同時也是一位獨特而又有巨大影響的詩人。
“人生作語不必多,只要遠傳,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
”…雖有夸大之嫌,但柳宗元于中唐元白淺俗和韓孟險怪詩風的洪流中卓然而立、自成一家,確是不爭的事實。
對于柳宗元的古文,今人有很多研究;但對于他的詩歌,特別是他的情感變化具有落差性的詩歌,后人較少研究。
本文擬從這個方面來探討柳宗元的詩歌情感特點,以更好地理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學成就。
“吟詠情性”的詩歌經過創作主體醞釀直覺生成后,就必須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由想象幻想的藝術世界到可見可感的語言文字世界。
“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實而難巧”選擇恰當的文字傳神地傳達情感是詩歌抒情中重要的因素。
貶謫后,柳宗元作詩非常重視遣詞造句,喜歡用對比性強的詞語來表現自己跌宕起伏、落差性大的感情。
如:“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回” (《再上湘江》)、“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追詔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就用“去”、“回”以及“南”和“北”來表達自己對坎坷命運產生的心靈震動,展現了不同處境中情感的巨大落差。
永貞元年九月,柳宗元初貶為邵州刺史,“朝議謂王叔文黨和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l4l。
十一月,再貶為永州司馬,詩人沿湘水南下永州。
經過十年“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 (《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的貶謫沉淪生活后終于在元和十年奉詔回京,心情十分喜悅,“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汨日羅遇風》),理想再次燃燒, “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 (《汨羅遇風》)自以為可以重展才華,建功立業。
情緒也由抑郁悲傷的低谷上升到飽和快樂的頂峰!詩人重新進入政治中心卻落空!幾個月后又被貶到更加荒遠更加偏避的柳州!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作嶺外行”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人情感在突變的時事面前,在脆弱的個人命運面前,不得不陡然直下,形成落差。
《再上湘江》即是在此情此景下,在情緒落差變化巨大的情況下,詩人創作的內涵深沉、外在形式淡泊的文短意長的小詩。
方向對立的動詞“去”“回”包含兩層意思:湘水逝去何日重來?斯人獨去何日重回?或許永無歸期,埋骨異荒!同樣,其它詩中的方向相反的名詞, “南”“北”也具有獨特而對立的情感。
柳宗元年少立志高遠,自我期待價值很高。
“永貞革新”前仕途一帆風順,“進士出身授校書、正字,然后任畿縣尉,再登臺、省做郎官”。
加上才華橫溢,意氣風發,富有滿腔的政治熱情,和志同道合的劉禹錫、韓泰、凌準、韓曄等在政壇上叱咤風云,鋒芒畢露。
雖造成“疑生所怪,怒起特殊。
齒舌嗷嗷,雷動風驅”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的眾矢之的的不利局面,但他仍堅定不移竭其所能地參加革新。
這種早期的經歷養成了他堅毅執著的性格,也使他被貶謫后仍渴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圖,南方貶謫之實與詩人內心渴望北歸立業之虛促使了他情感性格的變化。
執著的人生追求,奔放開闊的性格,自強不息的心態,卻錯誤地閑置在荒癘偏避的南荒之地!
所以,雖然在一貶再貶沉冤難申和體弱多病心靈受傷的艱難情況下,詩人對生命的渴求以及對人生的追求和期待不是降低——消極沉淪或自我迷醉地發?世不遇的生命,而是增強——浪跡山水尋求舒適,親植嘉木涵養精神。
這種心態使詩人情感期待以“欣”“笑”“歌”“樂”等積極性也是表層性為目的,以舒適自我、調節自我心緒為旨歸,如:“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睹”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等詩都表現了柳宗元主觀愿望上期待舒適快樂之情。
詩人主觀上始終是積極向上的,至少是努力向上的!在其詩中,主觀施事性很強的動詞“舒”“適”也屢屢出現,如“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 《構法華寺西亭》)就高揚突出歡快愉悅之情來抑制超越孤寂幽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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