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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抗美援朝的開展和勝利，為散文創作開辟了廣闊天地。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和通訊，特寫成為新中國散文創作的第一聲春雷。
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和人們精神面貌的深刻變化也成為這一時期散文創作的重要內容。
且此時的散文不僅題材廣泛，且形式多樣，抒情散文，報告，傳記文學，隨筆，雜文，小品文等都在曲折中獲得了發展。
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學嚴重受到政治的干預，致使單一的左翼文學控制著整個文化界。
作家失去了創作的自主性，文學寫作的題材、主題、風格等等被強制納入應予遵循的體系性“規范”。
縱觀十七年文學，其中雖然在黑暗中曾有過幾點火花，但卻由于環境的力量使其瞬息即滅。
起起伏伏，文學成了政治的晴雨表。
由于文體上的特點，小說受其“毒害”最大。
散文、詩歌、雜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比起五四文學，文學創作在這個時期呈現了衰退情景。
散文創作也不例外地陷入某些困境。
第一，片面追求“詩意”而美化和粉飾了生活。
這個時期普遍重視散文的“詩意”。
但什么是“詩意”？它能給散文帶來什么？散文作家和評論家對于“詩意”的理解是各種各樣的。
總的來說，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理解是指作家在生活中發現、提煉一種閃光的思想感情。
另一種理解，是指散文中有詩的意蘊，具有詩優美、含蓄的意境。
另外還有綜合的看法，本文采用綜合的觀點。
散文的詩意化若作為藝術追求的一個內容則會合適一些，弊病在于過分地去擴大它的好處，把散文的這個特點擴展成所有優秀散文都必備的特點。
這也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學追求單一化的大環境下帶來的片面。
楊朔是支持詩意中最自覺、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例如《荔枝蜜》，他寫蜜蜂的辛勤勞動，以此歌頌千萬辛勤的農民為后世釀造甜蜜生活所付出的勞動。
但其中某些不值得提倡的成分則被粉飾和掩蓋了。
作家固然極力挖掘了生活的美，但卻忽略了嚴峻的現實生活，因此位能更深層次地折射出復雜的社會歷史內容。
散文自覺、不自覺地美化了生活，拉大了與現實的距離。
當散文只局限于表現盲目樂觀的一面，則不可能對現實生活作出深刻的思考。
因此，散文的發展受到阻礙也就可以理解了。
于是散文的第二個困境就也顯現出來了。
散文的重要特點本就在于其真摯、自然，尤其是要有作家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真實思想情感。
這也是散文的重要特點之一。
作家既然極力往“大”方面寫，脫離生活，則作品中就顯得矯揉造作，散文的最大悲哀正在于此種盲目夸大。
仍然以楊朔為例。
《雪浪花》中的老漁民，《荔枝蜜》中的蜜蜂，《茶花賦》中栽培茶花的花匠，他們的辛勤勞動是可愛可敬的，然而把它升華為某些象征，極盡頌揚，這就太牽強附會了。
周立波曾精辟地品評楊朔的散文：“筆墨簡潔，敘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長；然而也許因為過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鑿的痕跡。”
另外，對“小我”的忽略，成了“五四”以來散文的斷層。
“五四”散文無不把作家真實的情感呈現在讀者面前。
例如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等，郁達夫、周作人、林語堂等散文大家均如此。
他們雖然風格各異，但都能反映自己的真實情感。
但十七年的散文是找不到自我的。
作家們或不自覺地遵循“規范”，或力圖從題材的多樣性上另辟蹊徑，以彌補失去自我的缺陷。
其中，有通古論今的歷史掌故，有優美的山水游記，地方人物志，也有知識小品。
例如秦牧《花城》描寫了南國姹紫嫣紅的年宵花市，翦伯贊《內蒙訪古》展現了內蒙古草原的風光和歷史，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寫出驚濤駭浪中的磅礴氣勢等。
但創作傾向基本是表現樂觀、積極的精神，把握時代脈搏的。
個人的完全消融，也就容易暴露作品中的虛偽、矯情成分。
當然不是說上述作品如此，但夸張某些感情是有的。
總的來說，讀者并不滿于這種不真實。
對比五四文學，十七年的散文創作表現出了一種山窮水盡的困境。
究其根源，是由政治指揮與作家的創作觀所決定。
而十七年散文作家在大環境下的堅持與努力，則應予肯定。
相信我沒錯的把分給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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