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散文是歷史散文嗎,歷史散文 史傳散文vs小說/敘事散文的重點區別

歷史散文 史傳散文vs小說/敘事散文的重點區別

小說 是文學體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樣式。它是通過塑造人物、敘述故事、描寫環境來反映生活、表達思想的一種文學體裁。小說有三個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一種敘事性的文學體裁，通過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環境的描述來概括地表現社會生活和矛盾。按篇幅可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小小說（微型小說）。

散文 是指與詩歌、小說、戲劇并稱的一種文學體裁,包括雜文、隨筆、游記等。 特點是通過對現實生活中某些片斷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達作者的觀點、感情，并揭示其社會意義，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工創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而是著重于表現作者對生活的感受，具有選材、構思的靈活性和較強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

記敘文 是以敘述為主要表達方式，以寫人物的經歷和事物發展變化為主要內容的一種文體。 記敘文是用來描述事物的文章.時間,人物,地點,起因,經過,結果是記敘文的6要素。

表現形式不一樣：
小說:小說是通過黃靜的描寫和人物的描寫來表達主題，在文中很少有表達自己觀念的感慨句，主要是讀者自己去體會作者的 表達情感和寄托的寓意。
散文：散文主要是通過作者寫的主觀句子和一些客觀事物去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這樣的形式有很多，其主要的母的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觀點。
記敘文：記述文主要是通過敘述一些客觀的事物，感覺就是發生的一些事物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通過這些事物能讓讀者總結出作者的觀點。

簡答：漢代文學有哪幾種體裁？其中，那種體裁最興盛？

漢代文學繼承了《詩經》、《楚辭》和先秦散文的傳統，鮮明地反映了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的歷史特點和時代要求。漢代文學的獨特貢獻是開拓了辭賦、史傳、樂府詩等新的文學領域。兩漢文學向以辭賦著稱，漢賦的產生主要是為“潤色鴻業”、歌頌帝王功德服務。而漢賦的作者，論身份不少是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或是依附于帝王的文學侍從，或是在朝為官的貴族顯宦，大多活動在京畿之地。如辭賦大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一生主要在京師度過。作為兩漢的時代文學，辭賦在漢代非常流行，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封建統治者更是招納大量的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因而以京師（西漢長安，東漢洛陽）為中心，圍繞宮廷出現了一大群辭賦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馬揚班張”四大家外，名家還有枚乘、王褒、劉向、傅毅、崔骃、馬融、蔡邕等，他們創作了大量辭賦作品。僅《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漢賦就達900余篇，作者60余人。漢代文學雖以辭賦著稱，但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卻是司馬遷的歷史散文巨著《史記》。作為一部中華民族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史記》不僅在兩漢，甚至在整個古代文學史上都是罕與倫比的散文杰作。班固的《漢書》是繼《史記》之后一部卓越的歷史散文著作，它開啟了我國斷代史的先河。司馬遷出生于今陜西省韓城縣，班固出生于今陜西省扶風縣，二人先后在朝為官，大部分時間活動于京師（長安、洛陽）一帶，其所作《史記》、《漢書》產生于京師，理所當然屬于北方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漢代政論散文也相當發達，其代表作家賈誼、晁錯各有建樹，他們的作品“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而賈、晁均屬今河南人，都曾長時間在京師長安做官，他們也都是北方文學的重要作家。 漢樂府詩在漢代文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漢書·藝文志》收詩歌共28家，314篇，其精華部分為各地民歌，占了138篇，而黃河流域的詩歌就占114篇，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東、陜西一帶；而長江流域一帶的詩歌僅占了24篇，主要分布在今江蘇、湖北、湖南等地。漢代收集樂府歌謠的范圍很廣，地區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但以黃河流域所作詩歌為主，可見，當時樂府詩在北方的創作實績明顯大于南方。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兩漢時期的主要文學樣式辭賦、史傳散文、樂府詩等在北方的創作成就大大超過南方，中國文學的中心仍位于北方黃河流域，而以長安—洛陽為核心地區。

先秦文學有什么？

)“先秦”指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的歷史時期。先秦文學是我國古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最早階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在這一階段里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有成為我國古代文學先導的古代神話和古代歌謠，有標志著我國文學光輝起點的《詩經》，有作為后代史傳體文學和小說、戲劇濫觴的歷史散文，有體現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之局的諸子散文，有我國寓言文學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義杰作《楚辭》，等等。豐富多彩，斑駁燦爛，奠定了我國兩千幾百年文學發展的堅實基礎。先秦文學主要由上古歌謠和神話、《詩經》、先秦散文、楚辭為構成內容。

什么叫史傳文學？它的定義，發展，作家是誰？

中國史傳文學是中國歷史文學的一部分，它具有歷史文學的一般特性，兼有歷史科學與文學藝術二種成分。從文學的角度看，它是以歷史事件為題材，重在描寫歷史人物形象的文學作品；從史學的角度看，它是通過運用文學藝術的手段，借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描述，來表達一定歷史觀的歷史著作。

歷史發展:

　　我國史傳文學產生的年代久遠，可以追溯到歷史文學的最初形態。和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一個“傳說的時代”。那時還沒有產生文字，許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故事，如黃帝擒蚩尤、鯀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口頭方式流傳的。自從產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史詩便被以書面的形式記錄下來，一部分還被經過改造而成為史籍的材料。

　　我國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典籍編寫的國家，史籍豐富，起源很早，如《左傳》中所說的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及失傳的百國春秋，還有孔子修訂的我國第一部歷史典籍《春秋》。春秋戰國時期，史籍編寫空前發展，產生了《尚書》（書經）、《左傳》、《國語》、《戰國策》等不朽之作。史官或史學家在編撰這些史籍時，受到口頭歷史文學的影響，也不乏豐富的藝術想象力。他們在敘述歷史事件時，注意了情節與細節的生動，在描寫人物時，突出了人物言行的個性特征，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這些史籍又稱之為先秦史傳文學。

　　繼承先秦史傳文學傳統，并有重大創新的歷史文學，是《史記》。《史記》突破了先秦史傳以事為中心的編年體形式，找到了一種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傳記文學開辟了我國歷史文學的新紀元，為中國后世文學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經驗。繼《史記》之后，另一部傳記文學名著是東漢班固的《漢書》，這是一部“包舉一代”的紀傳體斷代史，以詳贍的資料展現了西漢廣闊的社會生活與各種人物的精神風貌。其文學性在總體上不及《史記》，但一些人物傳記中的歷史事件也描述得繪聲繪色，歷史人物刻畫得也栩栩如生，如晁錯、李陵、蘇武等人的傳記，人物形象鮮明而傳神，其藝術性并不比《史記》人物傳記遜色。從《漢書》開始，就出現了文學性減弱而史學性加強的傾向，這不僅因為班固的藝術才思不及司馬遷，而且還因為奉旨修史束縛了班固藝術才能的充分發揮。東漢后來又出現的《東觀漢記》，其文學性就越難與《史記》相比了。中國以后的史籍，大多數沿襲《漢書》的體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與史實的考辨，而不是辭采的精美與感情的充沛，文學性逐漸降低，這也是歷史著作發展的必然結果。能重視并繼承史傳文學傳統的，首先是那些雜史雜傳，其作者寫作目的并不是為了修史，而是借史傳的形式，向讀者炫鬻奇聞異事，比起史傳來，它淡化了紀實性而增強了虛構夸飾。在《史記》之前，已有《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等雜史雜傳。《史記》問世后，為雜史雜傳提供了更為成熟的藝術手段，于是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一大批富有文學色彩的雜史雜傳，如袁康、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劉向的《列女傳》、佚名的《漢武故事》、《蜀王本紀》等，其藝術特征已近乎小說。到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兩位領袖韓愈、柳宗元的散傳《圬者王乘福傳》、《張中丞傳后敘》、《柳子厚墓志銘》和《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段太尉逸事狀》等，從清新的文筆和鮮明的形象塑造，為傳記文學創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學名家如白居易、劉禹錫、李翱、李商隱等亦有佳作。這影響了宋代各體傳記文學的普遍發展。如蘇軾撰述的《司馬溫公行狀》、朱熹的《張魏公行狀》等，開了個人傳記文學長篇之先河。明代市民傳記興起，自袁宏道的《徐文長傳》等，描寫更為細膩真切，更貼近生活。宋濂七十余篇小傳性質的單篇傳記，在展現多種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清代傳記以切中時弊，現實感強而獨具特色，如顧炎武的《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生事》是宣揚民族情緒的反抗性傳記文；邵長蘅的《閻典史傳》是反映民族情緒的傳統性傳記文。清代桐城派傳記文學呈現出精致，但傳記文學總的處于停滯狀態，清中葉后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均為流傳后世的人物傳記的名作。近現代中西方文化沖突交融背景下，傳記文學以現代性內容和白話文形式有了質的飛躍。如梁啟超改良派傳記文，胡適的《四十自述》，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和《達夫自傳》，郭沫若的《沫若自傳》，沈從文的《從文自傳》等。

　　講史演義的開山之作《三國志演義》以及《開辟演繹》、《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東漢演義》、《東西晉演義》、《南北史演義》、《隋唐演義》、《殘唐五代史傳》、《大宋中興傳》、《痛史》、《皇明英烈傳》、《續英烈傳》、《樵史演義》、《梼杌閑評》、《遼海丹忠錄》、《于少保萃忠傳》、《洪秀全演義》等古代通俗傳統歷史小說其實就是一種很明顯很壯觀的史傳文學。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報告文學，是現當代歷史文學中一種最接近《史記》傳記人物藝術的新形式。報告文學把新聞及時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注入史傳文學，為的是及時定義和回答人們在變革時代對層出不窮的新人物事件的經驗和疑問。與時俱進的報告文學，如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著中國》、蕭乾的《流民圖》和《血肉筑成的滇緬路》、五十年代劉冰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六十年代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七十年代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黃宗英的《大雁情》、九十年代安頓的《絕對隱私》、葉永烈的“紅色三部曲”等等，是中國史傳文學傳統在中國現當代歷史舞臺上的濫觴。

請介紹一下漢代作家的作品！

漢初的知名散文作家以陸南為最早。陸賈，楚人，生卒年不詳。初事劉邦，以能言善辯著稱，常使諸候。高祖十一年說服南越王趙佗臣屬漢朝，歸，被任為太中大夫。呂后專權，病免家居，后參預誅滅諸呂。文帝時，復使南越，勸說自稱南越武帝的趙佗取消帝號，歸，以壽終。著有《新語》十二篇，今存。又有《楚漢春秋》九篇，賦三篇，今佚。
《新語》是一部政論散文著作，其著述本末，《史記·陸賈傳》有扼要記載：陸賈經常在劉邦面前說稱《詩》、《詩》，有一次遭到劉邦“乃公居馬上而得天下，安事《詩》、《書》”的責罵。陸賈反駁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很慚愧，就對陸賈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賈于是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劉邦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但原作散佚已久，今存之十二篇的可靠性，眾說不一，有斷其真者，有疑其偽者。比較通融的觀點以為今存《新語》既有脫佚，也可能有后人潤色，但基本保持了原來面貌，筆者傾向于這種看法。
《新語》的思想體系以儒家為主，其中顯著的傾向是崇尚仁義，高揚德治，這與司馬遷的記述頗為合拍。陸賈認為，道德、仁義是政治的根本：“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新語·本行》，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是建立長治久安、和諧有序之社會的保障：“圣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道基》），“圣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于無窮”（《輔政》）。在此正面立論的基礎上，陸賈著重從反面總結了秦王朝之所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其速亡的主要原因是迷信嚴刑酷罰，踐踏廢棄仁義：“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輔政》），“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道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無為》）。陸賈認為，不能用賢去佞，是秦王朝速亡的又一重要原因：“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非也”（《輔佐》），“忠賢之士棄于野，則佞臣之黨存于朝；佞臣之黨存于朝，則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則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資質》）。陸賈還指出秦始皇等統治者“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天下豪富紛紛仿效，大興士木，“疲百姓之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本行》），以致民怨沸騰，鋌而反抗，這也是秦王朝覆滅的一個原因。
陸賈在高揚儒家仁德政治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選擇地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尤其是黃老道有之清靜無為的政治思想，如：“夫刑重者則心煩，事眾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回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至德》），“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無為》），這種思想適應了漢初休養生息、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時代要求，同時也可使人們從中得知：陸賈不僅是漢代推崇儒孫中學的最早的一位思想家，而且也開啟了從其他學派吸收合理成分以充雀洞實新時期儒家政治思頃凱枯想體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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