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特點
汪曾祺作品語言特色表現為:獨特的口語化的語言。吸取古典文學的營養。突破詩歌、散文、小說的界限。重氛圍渲染,表現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獨特韻味的文學語言。
汪曾祺散文的語言特點淺談~急!拜托~
看來好的語言不一定是華美的詞藻和整齊的句式,有時看似平淡的詞句同樣極有韻味,極有情致。汪曾祺曾經說:“我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他曾經談到自己在語言上的追求:平淡而有味,用適當的方言表現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
汪曾祺小說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的小說注重孝渣風俗民情的表現。既不特別設計情節和沖突,加強小說的故事性,著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風俗民情作為推動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機”因素。他要消除小說的“戲劇化”設計(包括對于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設計),使小說呈現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他主張“不裝假,事實都恢復原狀”,展示生活的“本色”,寫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說”(或“隨筆風的小說”)。在“散文化”小說的展開中,讓敘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貫、浸潤在色調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則簡潔、質樸,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說文體上的創造,影響了當代一些小說和散文作家的創作。清水出芙蓉的語言。“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與汪曾或慎纖祺的民間敘述風格相一致,其小說語言表現為少衫仿浮辭、不渲染,質樸、潔凈的藝術特點。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夸張、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連比喻也用得很少。這就使他的語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蕪雜,清水出芙蓉般單純、明快,細細讀來似乎只剩下了語言的原味。
.簡要歸納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風格特征。
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氏腔:“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遲山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碼核中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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