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
一位法國文化忠實的傳播者（代后記） ——記法國棕櫚騎士勛章獲得者唐祖論 回想起認識唐祖論先生的經過，我深感慚愧。
確實，我曾經拜讀過八十年代出版的《藐視道德的人》（紀德文集），也清晰地記得《地上的糧食》這篇充滿詩意的作品，當時對譯者的名字沒什么印象，只是內心深深地為之陶醉。
直到幾年前，買到一本《瓦萊里散文選》，我才開始關注起唐祖論這個名字，因為我發現在瓦萊里的年表里，譯者特別記下了盛成與瓦萊里的交往經過，這是以前的出版物中所沒有的。
由于我多年來對盛成的關注和研究，這不禁令我對譯者刮目相看，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
后來，又因為書緣認識了章樂天君，才從他那里獲悉唐祖論先生的一些訊息，于是就心存一份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登門拜訪。
去年11月，我因為想搜集關于太谷學派的資料，南下到江蘇、上海等地，終于得以與唐祖論先生謀面。
那段日子上海一直陰雨連綿，我背著攝像機和三角架，風塵仆仆地來到四平路一幢老式的住宅樓，在一間狹小而簡陋的房子里，一位雙鬢花白的老人熱情地接待了我。
我們先從盛成說起，接著談到瓦萊里與盛成的交往，唐先生興致勃勃地問及我從事盛成的研究經過，不時地表示贊許和鼓勵；自然我們也談到了紀德的《地上的糧食》，我說這部作品留給我的印象極深，很真切地傳達了紀德的文采。
他對我的贊賞感到欣慰，說作為一個譯者，他的譯作能覓到知音是人生一大幸事；同時也對年輕一代寄予厚望，連稱“后生可畏”。
當我提到太谷學派時，他由此引伸到太谷學派傳人的抗日愛國事跡。
并介紹說，他這幾年在翻譯法國文學之余，一直致力于編輯、出版抗日愛國文人的文集《不屈的中國人》，并為此傾注大量心血，最終不惜自費集資出版。
很顯然，這類書籍一般都是由官方出資出版的，而以唐先生為首的幾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卻在為此到處奔走呼吁，實在難能可貴。
我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因為這是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曾經都是熱血青年…… 唐祖論先生，1931年出生于上海。
兒時便經歷了戰火與流亡，隨家人一道顛沛流離，目睹了日寇對中國的侵略。
這血與火的洗禮令他終身難忘，并激勵著他走上一條追求進步的報國之路。
1949年，唐祖論進入華東新聞學院學習，后在南京做部隊新聞工作。
1955年考入南京大學外文系法國語言文學專業，但是兩年后就被打成學生右派，從三年級開始就被迫在學校勞動改造。
從此，一位滿懷熱情，立志報國的有為青年，走上了漫長而坎坷的人生道路。
1960年，又因“自然災荒”，被遣返回上海家中，就地繼續改造。
之后，他不得不深入工廠和里弄，成為一名任勞任怨的小工。
在長期的勞動改造中，唐祖論仍然默默地自修法語，以保持基本的外語水平，等待命運的轉機。
直到1978年底，他的右派問題終于被“獲準改正”，才獲得從事法語教學工作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中國普遍缺乏外語教學師資，上海虹口區業余大學校長方敬先生，以非凡的魄力在社會上網羅了一批被視為“牛鬼蛇神”的知識分子。
他們中不乏海內外名校畢業的教授，于是這所名不見經傳的業余大學，一時間竟匯集了很多有實力的大學教師，水平甚至超過了普通高等學校。
唐祖論便是其中之一，他被任命為法語教研室主任。
隨著高等學校的規模不斷擴大，業余大學也面臨困境。
為了擺脫困境，不得不千方百計地另尋出路。
一個偶然的機會，唐祖論得知香港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caise de HongKong）欲尋找上海的合作伙伴，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與廣州業余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
他意識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便立即與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建立了聯系。
不久，香港法國文化協會主任方希達先生（Francis Hetroy）來上海商談合作事宜，虹口業余大學校方目光短淺，不肯派車去機場迎接。
于是，唐祖論便自己乘公共汽車，然后步行走很遠的路到機場迎接。
方希達先生被這種場面所感動，對虹口業大留下良好的印象，這為未來雙方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接下來就是申報材料，在唐祖論的主持下，全體同仁忘我地投入準備工作中，翻譯有關公文和信件。
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合作辦學的時機漸趨成熟。
正當苦盡甘來，瓜落蒂熟之際，唐祖論卻意外地接到校方指示，說他級別不夠，不得再參與法語培訓中心的籌建工作。
之后，1991年學校與之簽訂了一份協議，通知他提前退休，盡管根據教授的職稱規定，唐祖論先生還未到法定的退休年齡。
1992年上海法語培訓中心正式成立，唐先生也從此與之無緣，回首當年發生的這一幕，正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令人感嘆。
本想在法語培訓中心發揮自己的余熱，不料卻被迫提前告別了講臺，無奈之下，他只好把精力投入到翻譯法國文學作品中。
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唐祖論先后翻譯了《地糧和新糧》、《苦兒歷險記》、《埃梅童話》、《巴黎圣母院》、《瓦萊里散文選》等；編著有：《法文書信大全》、《法漢實用辭典》等。
從翻譯紀德和瓦萊里的作品中，他受益良多，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對一個民族而言，“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與唐先生的暢談非常短暫，最后我請他針對國內對瓦萊里的翻譯研究發表個人的看法，他認為我國對瓦萊里的譯介，遠遠落后于英、美、日等國家，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相約有機會能一起合作做些翻譯工作，以推動瓦萊里在中國的翻譯和介紹。
今年四月，我有幸被邀請參加復旦大學舉辦的“中法文學相遇與對話”學術會議。
在會上再次與唐祖論先生見面，并進行了更深入的交談。
會議期間，唐先生將《不屈的中國人》內容摘要翻譯成法文，分發給與會代表。
在會議的最后討論中，他聯系自己翻譯瓦萊里、紀德的著作，談了自己的體會和感受，著重強調了“使作品有生命力的獨立精神”，以及弘揚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問題。
唐先生的這次發言獲得了積極的回應，也給與會的法國學者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難看出，這位歷經坎坷、長期致力于法語教學和法語翻譯的學者，已經將弘揚中國文化和法國文化與畢生的追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雖已近耄耋之年，思想卻十分活躍。
他還念念不忘翻譯瓦萊里的作品，同時還不遺余力的將《不屈的中國人》推薦給法國朋友。
八月的一天，從上海傳來一個消息：唐祖論先生于7月14日法國國慶節在上海法國總領事館，接受了法國政府頒發的學術棕櫚獎騎士勛章，以表彰他對法國文化的貢獻。
主要針對他從事翻譯以及當年協助創辦上海法語培訓中心所做的工作。
這似乎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卻又在意料之中。
在電話中我告訴唐先生，這一切早已在上海會議時就已經注定，看來法國沒有忘記他所做的工作，同時我也敦促他，珍惜有限的時間，在有生之年把重點放在瓦萊里作品的翻譯上。
最終，這也促成了這本《地糧·新糧》重新修訂再版的機會，唐先生為此花費幾個月時間撰寫了資料翔實的導讀，有助于讀者對這本書的理解。
就在出版過程中，我又認識了一位昔日的讀者，令我吃驚的是，她不僅還記得書中的文字，而且能夠默寫下其中的一些片段…… 由此我聯想起，紀德對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張若名所寫的論文《紀德的態度》給予的評價：“我確信自己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
”上世紀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翻譯、閱讀和研究紀德作品的熱潮。
到了40年末，紀德的名字便在中國徹底消失了。
直到80年代，我們才讀到了這些久違的，讓人感到“發燙”的文字：“啊，我呼吸過多少深夜里冰冷的空氣！啊，窗扉！蒼白的月光瀉自藏在云霧后面的月亮，仿佛來自源泉，我好像在掬飲泉水……行動吧，別去判斷這是好是歹。
去愛吧，別擔心這是善是惡。
”我想，假如紀德地下有知，也定會為自己的作品被如此傳神地翻譯成中文，而再次感到欣慰的…… 回首唐祖論先生所走過的路，我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經歷過血與火、靈與肉的洗禮的人，他是在用心去體會原著，然后寫下這些字字珠璣，句句瀝血的譯文，這似乎又印證了紀德在《地糧》中的那句格言：“盡最大可能去擔當人性，這才是正道。
” 胥弋2007年歲末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