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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沒有民主、只有自由的社會，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邊緣”而又“追趕世界大潮”，導致文化個性的斑駁和多元，但仍然是中國式的斑駁和多元。
香港散文不折不扣是一個現代都市的繁雜的市聲，她的多聲部，她的世俗化、生活化、親切感、當下感，同樣地影響和滲透到散文的文體變革，大體是與現代主義文學和后現代主義文學在香港的傳播和萌生是同步的。
劉以鬯是我國最早成功地運用意識流手法進行小說創作的作家，他的若干作品介于小說和散文之間，不妨將他視為將意識流同時引進散文文體變革中的第一人。
那么，以也斯、西西等人為代表的散文創作，大體上與后現代主義文學是相互呼應的。
如也斯自己所說的，“以比較低調的姿態出現”，“卻是細微沉潛的”，“我沒有故鄉的回憶，只想看清楚眼前的事物。
我生活其中的城市當時正在逐漸變化，這現代的生活，該用怎樣的方法去透視去說出來呢？我只好繞過艷麗的碎藻，尋找定見以外的看法。
”“我喜歡城市的現代生活”，“我只好不理會別人習慣的說法，好好看清這個世界，由零開始去重組文字”。
因此，以也斯為代表的香港后現代散文創作，不論怎樣地感到人被物化，為了更真切地傳達現代人的那種孤寂，企圖以不偏不倚、漠然的眼光去觀察世界，所謂“情感的零度介入”，其實只是一種姿態，因為他始終篤信“書本可以令人變得人性化”。
而正是這種低調和對溫馨的渴望，使他終究有別于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原裝貨。
散文在時間的場合中流淌，散文傳統也是一條流動的長河；河流流過時間和空間，河床可能會變窄或加寬，迷人的風景線會有所不同，但長河的名字不會改變，長河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