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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散文蓬勃發展的階段，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散文著作，這就是文學史上的先秦散文，它包括秦朝及秦朝之前的散文。
先秦散文分為兩種，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
前者包括《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學派的文章，其中如《論語》《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軻的弟子對其師言行的記錄，《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則為本人的著作。
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
從賦的形式上看，在于“鋪采擒丈”；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
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
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
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贊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
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
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漢賦形成于漢初。
賈誼首開漢賦先風，其代表作為《吊屈原賦》和《鵩鳥賦》。
真正創立漢賦體制的是漢初辭賦大家枚乘。
《七發》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
在漢武、宣、元、成帝時代，漢賦達到全盛期。
這一時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漢賦史上占有“賦圣”地位的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作賦29篇，現僅存《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美人》、《哀二世》6賦。
其中，他的《天子游獵賦》包括《子虛賦》和《上林賦》兩篇，代表了漢大賦的最高成就。
司馬相如在兩賦中基本規定了漢大賦的模式：先是連篇累牘地堆砌辭藻，極盡夸張美飾之能事，最后以淫樂足以亡國，仁義必然興邦的諷諫作為結尾，鑄成“勸百諷一”的體制。
自西漢末期至東漢中期，漢賦基本定型，后輩漢賦作者無法超越前人，故模擬之風大盛，漢賦進入模擬期。
這時的漢賦作者以揚雄、班固為最著名。
從東漢中期至末年，漢賦進入轉變期，即朝著接近現實的方向轉化。
張衡的《歸田賦》，抨擊社會政治，表現不滿傾向，初步奠定小賦基礎。
蔡邕的《述行賦》使之成為漢賦第二大家。
他的賦作內容深刻，用詞得當，鞭笞了社會的丑惡，對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關懷。
漢賦至魏晉定型于小賦，至南北朝演化成駢賦，至唐宋轉變為律賦與文賦。
漢代的賦。
賦是一種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學體裁，講究文采、韻節，通過“鋪采■文”以“體物寫志”。
最早以賦名篇的是戰國時趙人荀況，但漢人常把賦和辭連用，稱為辭賦。
這是由于漢賦多模仿楚國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
漢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為一集，名曰《楚辭》。
辭賦連用，表示漢賦和《楚辭》之間的繼承關系。
由于漢代上層統治集團的提倡，賦的創作盛極一時。
據班固《兩都賦序》記載，在成帝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漢末和東漢的作品，數量當更為可觀。
初期的漢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等，其形式同《楚辭》沒有什么區別。
景帝時枚乘作《七發》，開創了一種進一步散體化、以鋪張為能事的新賦體。
經過司馬相如等著名賦家的發揚光大，新體賦在武帝以后繁榮起來，成為漢賦的主流。
新體的漢賦一般又可分為大賦和小賦兩類。
從內容上看，大賦多是鋪敘夸耀都城、宮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規模行獵的場景，旨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迎合統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樂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諷諫之意。
主要作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揚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等。
這些大賦寫得富麗堂皇，很有氣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統一的漢帝國的聲威和上升時期封建統治階級既窮奢極欲又發揚蹈厲的風貌。
但大賦為達到形式上的華美恢宏，往往夸張浮飾又大量堆砌詞藻，喜用冷字僻詞以炫博爭奇，兼之后期的大賦多摹擬而少創新，行文板滯，這些都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小賦篇幅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內容比較廣泛，風格比較清新，主要流行于東漢。
著名作品有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后漢書》、《文選》等書中。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
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賦的產生和發展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后期便已經產生了。
最早寫作賦體作品并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云》、《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
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后人偽托，尚無定論。
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
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后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
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于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夸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
正由于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后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征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后，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
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唐詩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
唐詩是我國優秀的文學遺產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顆燦爛的明珠。
盡管離現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許多詩篇還是為我們所廣為流傳。
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唐代的古體詩，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兩種。
近體詩也有兩種，一種叫做絕句，一種叫做律詩。
絕句和律詩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
所以唐詩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這樣六種：五言古體詩，七言古體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
古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寬：一首之中，句數可多可少，篇章可長可短，韻腳可以轉換。
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嚴：一首詩的句數有限定，即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每句詩中用字的平仄聲，有一定的規律，韻腳不能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
古體詩的風格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所以又叫古風。
近體詩有嚴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稱它為格律詩。
唐詩的形式和風格是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
它不僅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的傳統，并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并且發展為敘事言情的長篇巨制；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
近體詩是當時的新體詩，它的創造和成熟，是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把我國古曲詩歌的音節和諧、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古代抒情詩找到一個最典型的形式，至今還特別為人民所喜聞樂見。
但是近體詩中的律詩，由于它有嚴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詩的內容受到束縛，不能自由創造和發揮，這是它的長處帶來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其代表人物有“初唐四杰”的王勃、楊炯（《從軍行》:、盧照鄰、駱賓王（《鵝鵝鵝》）；“詩仙”李白，“詩圣”杜甫等。
宋詞是繼唐詩之后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其句子長短不齊，便于抒發感情。
宋詞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菩薩蠻〉）、宋代女詞人：李清照（〈一剪梅〉）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破陣子〉）、岳飛等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
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但雖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
元曲將傳統詩詞、民歌和方言俗語揉為一體，形成了詼諧、灑脫、率真的藝術風格，對詞體的創新和發展帶來極為重要的影響。
代表人物即代表作：馬致遠：天凈沙(秋思)、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等。
明、清小說 明清是中國小說史上的繁榮時期。
從明代始，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充分顯示出其社會作用和文學價值，打破了正統詩文的垅斷，在文學史上，取得與唐詩、宋詞、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則是中國古典小說盛極而衰并向近現代小說轉變的時期。
小說是伴隨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而發展起來的。
宋代前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帶來了都市的繁榮，為民間說唱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場所和觀眾，不斷擴大的市民階層對文化娛樂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這種發展，從而產生出新的文學樣式——話本。
話本是說話人所用的底本，有講史、小說、公案、靈怪等不同家數，已初具小說規模，在以后的流傳過程中又不斷加入新的創作，逐漸成熟。
明代經濟的發展和印刷業的發達，為小說脫離民間口頭創作進入文人書面創作，提供了物質條件。
明代中葉，白話小說作為成熟的文學樣式正式登上文壇。
代表性作品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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