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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詩歌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體會：凡是好詩，不論新舊，都是經久難忘的。
只要是經久難忘的詩，大體都是名篇佳作。
當然，一首詩為少數幾個人經久難忘，可能還夾某些偏愛的因素；但是為大多數人經久難忘，就表明那首詩的生命力的久，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就是一首能使大家經久難忘的好詩。
這首寫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
感從何來？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個月。
一方面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從舊中國進入新中國的各色人等還不免帶著舊社會的階級和思想烙印。
魯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處于對立面的“有的人”卻也不少。
詩人面對現實，回憶魯迅生前和逝世以來的社會狀況，有感而作此詩。
此詩不僅反映了生活真實，也表現了詩人的思想傾向，因此，這是一首真實性與傾向性相統一的抒情詩。
詩的第一節指出當今之世有兩種截然相反的人：一種人“雖生如死”，另一種人“雖死猶生”。
“雖死猶生”的人，自然是指當時被紀念的魯迅，是對“永垂不朽”的魯迅的歌頌；但是，作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單指魯迅，同時還暗示著與魯迅品質相同的許多人。
至于作為對立面的“雖生如死”的人，當然指壞人。
這節四行詩，兩句話，是全詩的總帽，統帥全篇，雖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極強，耐人尋味，今人猛省！
接著三節（即詩的第二、三、四節），把“雖生如死”的人和“雖死猶生”的人從三個方面作了對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
從形象看，“騎在人民頭上”的人，雖然昂首挺腰，自詡“偉大”，實際上是藐小的：而“給人民當牛馬”的人，盡管俯下身子，毫不顯眼，卻是偉大的。
這四行詩，是從魯迅《自嘲》一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生發出來的。
詩人發展了魯迅的思想和詩意，形象的對立性更加突出、鮮明。
再從思想看，那些“雖生如死”的人總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頭”，為自己樹碑立傳。
而那些“雖死猶生”的人，卻情愿充當無名的野草。
它們憎惡把野草當作裝飾品的“地面”，時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噴薄而出，燒盡“地面”上的野草、喬木，直到“無可朽腐”，大家同歸于盡。
這一節是根據魯迅《野草·題辭》中的“我自愛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至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幾句話寫成。
寫《野草》和《野草·題辭》時的魯迅，正處于思想“彷徨”時期，他曾經坦率承認他當時還沒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對于騎在人民頭上的反動派卻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現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徹底犧牲精神。
最后從情操看，那些“雖生如死”的人，“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惡的。
而那些“雖死猶生”的人，“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詩的第二、三、四等三節是緊接詩的第一節進行構思的。
詩人不是為了歌頌魯迅而歌頌魯迅，而是在歌頌魯迅的同時，也歌頌與魯迅品質相同的人，而且譴責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眾“偉大”，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不讓別人活下去的人。
這樣一個對照，比單純誆歌魯迅更加顯示出詩的思想的廣度與深度。
最后三節（第五、六、七節）詩，詩人抓住頭一節詩所說的兩種人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指出他們不同的命運、不同的影響和不同的下場，也就是指出他們各自不同的前途。
這三節詩是二、三、四等三節詩的邏輯發展。
第五節詩仍然從對立的形象著眼。
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自詡“偉大”的人終歸被人民所推翻，從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來，不僅藐小，而且將從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給人民作牛馬”的人，卻被人民永遠緬懷他們“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光輝形象。
第六節則是寫出兩種不同的主觀思想得到兩種不同的客觀效果：那些想為自己樹碑傳的人，他們的“名字比尸首爛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長，他們也一年一度地永遠為人民所懷念。
魯迅是如此，和魯迅品質相同的人也是如此。
最后一節寫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報應。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那班“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是決沒有好下場的人，只要時候一到，他們的下場就會讓大家看到。
至于那些“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人民群眾會把他抬舉得很高。
魯迅就是這樣的人的代表。
詩的主題一向認為是對魯迅的的崇高品質的歌頌或贊美，這當然是不錯的。
但通過認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僅僅說是歌頌魯迅，還是不夠的。
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說詩的主題只是歌頌魯迅，可能是忽略了題目下面的副標題“紀念魯迅有感”，忽略詩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詩句“有的人”。
作者寫作此詩既不是當年十月十九日紀記魯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參加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
如果專為魯迅而作，上述的主題思想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但作者明明說是“紀念魯迅有感”每一節又不點明魯迅，而是以“有的人”開端，自然就不單是誆歌魯迅。
因此，這首詩實際上是通過紀念魯迅，歌頌真善美，鞭撻假丑惡。
只有這樣認識主題，才能概括詩的整個內容，挖掘詩的廣度與深度。
這是詩人的美學理想在詩歌創作中的具體反映。
不論詩人自己是否察覺到這一點。
他所塑造的對立形象卻流露了這一點。
詩人在對兩種人的對照中，始終只是暗示魯迅，而不點明魯迅，也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只是說這首詩歌頌了魯迅，就大大縮小了詩的容量—一它的廣度與深度。
這首詩的藝術構思看似平常，卻也奇特。
詩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從“美感”出發。
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惡。
詩人并不貼標簽，也不喊口號，只從對人世間兩種的深刻感受出發，運用通俗、親切、生動的語言，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一般人對這首詩的分析，都說詩人運用了對照或對比的藝術技巧，這當然也說得不錯。
的確，詩的每一節都用了對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壞的作了對比。
但是，詩人的這種對比，并不限于某一節詩，而是貫穿整體，詩人是用“鋪陳”的方法來安排對比的。
所謂“鋪陳”就是傳統的表現手法“賦”。
《有的人》的作者正是為了“鋪陳善惡”而運用對比的。
詩人鋪陳了三種對比：第一種對比即第一節的總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的對比，它統攝全詩。
第二種對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爭的過程。
第三種對比主要是比下場，比兩種形象在歷史風云和時代潮流激蕩下的不同結果。
詩人正是把這樣三種對比鋪陳開來，成為一首既整齊又錯綜的抒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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