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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產生于30年代，這時“五四”的高潮已經過去，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經轉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處于一個“文化邊緣”的地位。
這種地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成為文化邊緣的北京雖然比較沉悶，但北京畢竟是文化古都，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特別是在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后，濃重的文化氛圍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結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京派小說
第二，處于文化邊緣的北京，遠離時代的中心，加上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學的校園里，較少沾染上商業和黨別的味道，所以，比較容易形成一種平和、恬靜的創作心態。
此外，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學者教授，大多擁有雍容高貴的氣質，喜尚扎實穩健的文風，因此，在對時代和社會的態度上也大多趨于保守。
第三，在文化邊緣中能夠甘于寂寞繼續堅持創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學事業的人，特別看重文學的獨立價值，對于那些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政治功利性、黨派性和商業性的傾向，都有一種本能的排斥態度，有意識地與各種流行文學保持一定的距離。
編輯本段文學觀念
美學特征
從某種意義上說，京派文化是鄉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雙重的文化和美學特征： 一，對現代性既追求，又懷疑，從而導致對現代性的焦慮； 二，在現代性的強大沖擊下，對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種挽歌情懷。
觀念主張
京派小說家們的文學觀念和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堅持自由主義，反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預和制約； 過去的北京
二，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對抗文學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的主張與時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理想，他們對人的尊嚴、對和諧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編輯本段作家特點
“京派”作為30年代活躍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義作家群。
有以下特點： 第一，他們多是“文學研究會”未曾南下的成員。
在30年代，中國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后，北京守舊的文化氛圍和上海新潮的商業氛圍和激進的革命氛圍，對這兩個地方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無論是他們的學術觀點，還是私人關系，都與新月派十分接近。
林徽因，組織的文學沙龍里
第二，他們多是北大、清華、燕大、南開等幾所知名大學的著名學者、教授，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學院派”的“文化精英”。
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態度成為他們與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第三，“京派”可以看作是“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者。
他們對兒時的鄉土生活的懷念，是形成他們創作具有田園牧歌風格和抒情小說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與“京味”小說劃開了界線。
第四，“京派”雖然沒有正式的組織和宣言，但他們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潛組織的兩大文學沙龍。
以文學沙龍為依托，正是文學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會”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第五，他們的作品大多發表于《現代評論》、《水星》、《駱駝草》、《大公報•文藝副刊》、《文藝雜志》等幾大刊物。
沈從文、凌叔華、胡也頻等都曾被看成是《現代評論》培養出來的作家。
以一個或幾個刊物為依托，也是文學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編輯本段藝術特征
夢幻鄉土
沈從文筆下的《邊城》
對鄉土的夢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說的一大特點。
京派作家是在視藝術即夢、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潛所謂“理想界”與“現實界”二元對立的觀念中建構著他們的鄉土夢幻的。
基于此，他們對宗法制鄉風民俗多取寧靜認同的態度，努力從中開掘純樸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風俗美，靜穆的自然美。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鄂東山野，蘆焚的河南果園城，老向的河北農村，汪曾棋的蘇北鄉鎮，蕭乾的京華貧民區等無不表現了這一特色。
兩部《新編》同樣繼承了這一風格，比如潭柘寺、戒臺寺的描寫；母矮腳虎回鄉的描寫；保定府的描寫；客棧的描寫；青樓的描寫；批八字的描寫，母矮腳虎出嫁的描寫，顛轎的描寫等等。
總之，不論是對強悍生命力的描摹，還是表現女性的溫婉純美、兒童的純潔稚嫩，都突出地牽動著作者的一種夢幻之情，用沈從文在《舊作選集·代序》中的話來說就是對“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憫人生
京派小說多表現出對人類的悲憫情懷。
京派作家在歷史文化的觀照中既由衷地贊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樸實，又看到了禮教、宗法制的野蠻和人生不幸的一面。
同時，京派濃厚的學院背景又使作家們在理論上對社會對人類有一種悲劇意識。
沈從文和廢名都十分鄭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劇的美學特質的一面指出來，在他們看來，人的神性存在與悲劇性存在有著必然性的聯系，由此決定了京派小說的悲劇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劇；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對人性的單純信仰又使得他們的悲劇是“明快的”，又帶著“悲憫的微笑”的情懷。
這樣，他們的表現方式就是在所寫的人事上不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總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里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
沈從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麗的死亡，并借此使情愛升華到崇高境界。
這些作品在對愛、美遭罹毀滅的無可奈何的嘆息、悲憫中，表現出京派作家“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的努力。
京派小說中尚有一類表現美丑、善惡對立較為強烈的社會批判傾向和鮮明的愛憎取舍的人生悲劇，如沈從文的《菜園》、《丈夫》等；蕭乾的作品這種特點更明顯，他崇尚雖敗尤榮的人與命運的搏戰，因此，他的悲劇中具有一些英雄主義的因素，這在《鄧山東》、《小蔣》、《印子車的命運》中都可以看到。
詩意抒寫
京派作家的文體都帶有一種抒情性。
他們小說的文體形態是與他們的敘事態度、價值選擇、文化情致相聯結而存在的。
在敘述中融入詩性的追求，在寫實中彌漫著浪漫的氣息是京派小說文體的突出特征。
沈從文喜歡用“詩的抒情”方式作小說，如《邊城》有現實的憂傷，也有桃園般的浪漫，還有水的恬靜蘊藉，清麗雋永的詩意撲面而來。
廢名善用“寫絕句的方法”寫小說，還常把詩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說中。
京派作家往往都有著意境營造的自覺。
他們的小說或以景結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靈構成立體的藝術空間，給讀者以極大的想象空間。
兩部《新編》很多處運用詩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腳虎與老馬聊齋的愛情、婚事”“可視為這方面的代表。
這一情節從多個視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風光和人性之美，從而為主人公“母矮腳虎與老馬聊齋” 設置了一個“恰當”、“和諧”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樸寧靜的自然脫化出了西柏坡人的達觀自如與世無爭的生存觀念，這樣母矮腳虎就成為了整篇小說的核心，而且作者還把禪境中的靜觀、頓悟等引入到小說中，進一步推動了小說的意境化。
伴隨詩性意境而來的是京派作品結構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傾向。
京派小說往往取一種形散而神聚的結構，而這正是典范的散文體結構，人們稱京派作家都是遺像文體家，主要就是指這一方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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