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黃油烙餅
這篇課文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它充分體現了作家“以散文筆法寫小說”的創作理念。
汪曾祺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讀于西南聯大的時候，就深深地折服于當時在西南聯大講授寫作課的沈從文的文學思想，并繼承了他那具有東方神韻的平淡沖和、含蓄玲瓏的美學理想。
與沈從文一樣，汪曾祺在自己的小說中很少編織完整新奇、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也不精心塑造豐滿復雜的人物形象，而是刻意營造出一種充滿詩意的藝術氛圍，并在濃郁的田園風光和地域特色中表現著淡泊寧靜、超越功利的人生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越到晚年，汪曾祺的這一藝術追求就越達到一種爐火純青的境地。
在經歷了人生半個多世紀的榮辱沉浮和風雨滄桑之后，他把自己復雜深沉、微妙細致的人生體驗都濃縮到自己的小說創作之中。
而且汪曾祺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善于精雕細刻的長處，因此絕不涉足長篇巨制，而只潛心于短篇小說的巧妙構思。
從他心底涌出的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作品便成了真正的厚積薄發之作。
它們往往在平淡之中顯示出奇崛不凡的藝術個性，在疏散之中昭示著深沉凝重的美學意蘊。
這篇《黃油烙餅》便是晚年汪曾祺所創作的小說精品之一。
其中關于“壩上”草原自然風光、“**”時期農村“吃食堂”、“三級干部會”等等內容的表現，使我們很容易地聯想到作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北張家口地區“鍛煉勞動”的個人經歷。
從結構上看，這篇作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文章開頭到“鎖了門，就帶著蕭勝上路了。
”這部分描寫蕭勝跟著奶奶一起生活的經歷，其實是主人公蕭勝對過去七年生活的粗略回憶，因此采取了倒敘手法。
而作者對蕭勝回憶的記敘，絕不是流水賬似的平均用力、面面俱到，而是重點突出、詳略得當。
我們發現越往后的事件，蕭勝回憶得越詳細。
這顯然是因為作者照顧到了人的心理規律，況且三歲之前的蕭勝還沒有明確的記憶。
所以小說實際上沒有寫他三歲以前的事情。
敘述者只是提到，因為蕭勝爸爸的工作老是調來調去，于是他在三歲那年就被送回老家，跟孤身一人的奶奶一起生活了。
而蕭勝對于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回憶，應該說也是較為粗疏的。
作家把筆墨的著力點放到了“**”中全村人吃食堂和蕭勝的奶奶去世這兩件密切相關的事情上。
這顯示了作家的用心所在，他是要通過小人物的命運揭示出歷史的變動與時代的滄桑，或者說表現歷史的巨大變動對小人物命運的深刻影響。
如果說第一部分是對過去的回憶，那么第二部分則通過蕭勝的視角把敘述的筆觸從“過去”拉回到了“現在”，描寫蕭勝跟爸爸到張家口外的一段生活。
雖然是現在，但我們發現“過去”并沒有消失，不僅蕭勝所感受著的“現在”仍然是“過去”的延伸，而且作家通過蕭勝對奶奶的思念，把“過去”與“現在”不可分割地連結起來。
第二部分一開始，敘述者就特別提到，蕭勝跟著爸爸去“壩上”的途中，就非常“想奶奶”，想村子里的那棵“歪脖柳樹”；等他和爸爸一起到了草原，見到媽媽，他首先想到的是“奶奶要是一起來，多好。
”而他在草原上歡快地采蘑菇的時候，他仍然想著要給奶奶“送兩串蘑菇去”。
他也明白了奶奶是餓死的：“人不是一下餓死的，是慢慢地餓死的。
”小說的結尾處，也就是小說的高潮部分，是蕭勝目睹了“三級干部會”上干部們吃著“好香好香”的黃油烙餅后，他的“饞”終于讓媽媽用奶奶一直舍不得吃的黃油為他做了幾張餅。
蕭勝終于吃到了盼望已久的黃油烙餅，他吃了兩口，“忽然咧開嘴痛哭起來，高叫了一聲‘奶奶’!”在這里，似乎全篇小說積聚起來的情感來了個總爆發，而作品的思想內涵也在作者回環往復、深沉含蓄的敘述之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通覽全文，這篇作品有幾個非常明顯的思想藝術特色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這篇小說所蘊涵的以人道主義精神為基石的深沉豐厚的情感。
作者在不動聲色的敘述當中，把冷峻的歷史反思與對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悲憫天衣無縫地連為一體。
而作者的藝術表現也含蓄地表達了這樣一種歷史理念：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和一場歷史變動的價值評判，只能以它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作為最根本的依據，任何其他冠冕堂皇的理論與口號都是靠不住的。
這種富于人道主義信念的歷史觀與作家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汪曾祺生前曾反復地自稱是“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并認為他的人道主義信念來自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
我覺得孔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個詩人。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
”（汪曾祺：《自報家門》，收入《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頁。
）《黃油烙餅》一文便是這種樸素的人道主義信念的直接體現。
作品顯示出對人的深切關愛與同情，并把這種關愛與同情滲透在人物的一言一行和行文中的遣詞造句之中，而絕不是赤裸裸、
其二，是這篇小說的非情節化和散文化傾向。
小說的散文化追求大大豐富了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沖擊著傳統的小說觀念。
但散文化小說的實踐對情感氛圍的營造和語言的藝術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發現汪曾祺的這篇小說雖然沒有集中完整的故事情節，主要內容只是像行云流水一樣娓娓道來。
但全文各部分之間其實有著一種內在的邏輯聯系與情感關聯。
小說前后兩部分各有情感力度的平緩與波瀾以及敘事基調上的張弛。
如同一首樂曲一樣在節奏上錯落有致而又完整統一。
第一部分從文章開始到描寫全村人吃公共食堂之間，總體上保持一種平淡舒緩的敘述語調，但作者緊接著寫村里人到公共食堂吃飯后生活質量的嚴重下降和蕭勝奶奶的死，語氣也變得冷峻悲涼起來；第二部分也是如此。
在寫到“三級干部會”之間也是平緩的，但在這以后，如同樂曲的高潮部分一樣顯得慷慨激昂起來。
最后在一句“黃油烙餅是甜的，眼淚是咸的。
”言簡意賅而又含蓄深沉的話語中戛然而止，但仍然語音裊裊，讓人回味無窮。
兩部分之間的張弛程度又呈現一種對稱的特征，體現著中國傳統美學中的對稱理論。
其三，是這篇小說采用的兒童視角。
在敘事上，這篇小說始終通過蕭勝那一雙童稚的眼睛展示著時代的滄桑變化。
這樣一副兒童的視角，應該說是體現著作家獨特的藝術匠心的。
一方面兒童的好奇和不諳世事增加了作品的含蓄美，另一方面兒童的天真誠實又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
請看下面的一段對話：
回家，吃著紅高粱餅子，他問爸爸：“他們為什么吃黃油烙餅？”
“他們開會。”
“開會干嘛吃黃油烙餅？”
“他們是干部。”
“干部為啥吃黃油烙餅？”
“哎呀！你問得太多了!吃你的紅高粱餅子吧!”
這段父與子的對話是多么饒有趣味而又讓人心酸。
如同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那位說出了真話的小孩子一樣，蕭勝的天真好奇映襯著大人的膽怯和虛偽，也表現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特征。
但是這篇作品的敘事人稱仍然是第三人稱，它和單純的第一人稱，即兒童直抒胸臆的敘事語氣顯然不同。
這意味著作家或者那位敘述者只是客觀冷靜地觀察著、展示著蕭勝的心理活動和情感世界，展示著蕭勝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展示著他眼前的世界，但敘述者并沒有完全與蕭勝融為一體。
他要比蕭勝本人的敘述冷峻深沉得多，對社會的揭示與表現也深刻得多。
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關于練習
一、通讀課文，看看小說講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并聯系特定的時代背景，談談你對這篇小說主題的理解。
本題旨在幫助學生整體把握課文，深入理解小說的主題。
這篇小說以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運動為背景，描寫了蕭勝一家在饑餓年代里的故事。
當時在極左路線的影響和指揮下，廣大農村推行“大煉鋼鐵”，各家各戶的糧食和鍋都交上去，吃公共食堂，企圖通過這樣的方式一步“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
結果沒多久，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陷入饑荒之中。
許多像蕭勝的奶奶這樣的老人被餓死，蕭勝小小年紀也嘗到了生活的艱辛。
通過這樣一個故事，小說從一個側面抨擊了當時“左”傾路線的荒謬，贊美了親人之間真摯深厚的感情。
二、這篇小說運用了散文化的筆法，描寫了許多場面和細節，它們是用什么串起來的？這樣寫有什么好處？
本題旨在引導學生感知課文的藝術特色，了解小說的線索和藝術手法。
這篇小說看起來比較散漫，它從蕭勝在奶奶身邊的故事一直寫到蕭勝隨爸爸媽媽在壩上的生活，其中描寫了許多場面和細節。
如奶奶給蕭勝做鞋、“喝嘍”著給他去食堂打飯，蕭勝隨爸爸去壩上一路上看到的景致，蕭勝自己采蘑菇，以及開三級干部會、媽媽給蕭勝做黃油烙餅等，這些場景之所以并不給人以游離之感，是因為它們都是圍繞著蕭勝那不諳世事的童真眼光、以“黃油”為線索貫串起來的。
這樣寫，使小說像生活本身一樣自然流淌，又像散文一樣形散神不散，富有濃郁的詩化特征。
這是本篇小說的一大特色，學生有所了解即可。
三、揣摩下列句子，體會其中的含義和表達效果。
本題旨在引導學生體會課文語言的生動。
1．奶奶老是說：“你的腳上有牙，有嘴？”“你的腳是鐵打的!”
這是奶奶說蕭勝的話，看似責備，實為疼愛。
腳上“有牙”“有嘴”，是“鐵打”的，是嫌他的鞋壞得太快。
用語非常生動形象。
2．可是奶奶還是喝嘍著起來了，喝嘍著給他到食堂去打早飯，打摻了假的小米餅子，玉米餅子。
奶奶有氣喘病，冬天犯病時總是“喝嘍喝嘍”地喘。
“喝嘍”在這里是像聲詞，襯托出奶奶病情的嚴重，可她還是每天這樣喘著去給蕭勝打飯。
這句話充分表現了祖孫之間的親情，尤其是奶奶對蕭勝的愛。
3．這車的樣子真可笑，車轱轆是兩個木頭餅子，還不怎么圓，骨碌碌，骨碌碌，往前滾。
他仰面躺在牛車上，上面是一個很大的藍天。
牛車真慢，還沒有他走得快。
他有時下來掐兩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車。
這是蕭勝隨爸爸去壩上時的情形，是以一個兒童的眼光來寫的，其中的描寫非常形象，充滿童趣。
4．蕭勝也采了好些。
他興奮極了，心里直跳。
“好家伙!好家伙!這么多!這么多!”他發了財了。
這句話充分表現了蕭勝在采到那么多蘑菇時的興奮心情，從側面襯托了當時糧食的緊缺和人民生活的艱辛。
5．蕭勝吃了兩口，真好吃。
他忽然咧開嘴痛哭起來，高叫了一聲，“奶奶!”
這句話是文章的點睛之筆。
蕭勝之所以吃了黃油烙餅，忽然高叫一聲“奶奶”就哭了起來，是因為奶奶活著的時候，爸爸就給奶奶帶去過兩瓶黃油，奶奶卻一口都未嘗過，再聯想到奶奶的死，蕭勝怎能不為奶奶而難過，而痛哭。
這句話含蓄凝練、意味深長，既充分表現了祖孫二人之間的深情厚意，又讓人和蕭勝一樣為奶奶的遭遇和命運感到無比的辛酸。
四、你還聽到或看過其他寫“吃”的小說嗎？課外收集一兩篇，在班上進行交流。
此題旨在引導學生擴大視野，進行廣泛的課外閱讀和比較閱讀。
答案略。
教學建議
一、這個故事發生在五六十年代，背景是當時的“**”和“大煉鋼鐵”運動，離現在學生的生活比較遙遠。
課前應適當介紹一下當時的情形，引導學生深入了解小說的思想內容，體會小說的主題。
二、“黃油”是這篇小說的線索，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把有關段落找出來，體會其作用。
三、本文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說，描寫了許多場景，其中的細節描寫尤其精彩。
在教學時可以讓學生自己找一找，體會它們寫法的精妙。
四、小說的語言是口語化的，卻又凝練簡潔，形象生動，可結合課后第三題讓學生仔細體會、揣摩。
有關資料
一、作者及有關背景介紹
1．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中國現、當代作家。
江蘇高郵人。
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深受沈從文的影響。
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
1943年大學畢業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
1946年起在《文學雜志》《文藝復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復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
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
1962年調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
著有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
另有一些京劇劇本。
短篇《受戒》和《大淖記事》是他的獲獎小說。
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
他以散文筆調寫小說，寫出了家鄉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于地方特色。
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顯現奇崛，情韻淡遠，風致清逸。
2．三級干部會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國基層組織分為三級：縣、人民公社（相當于現在的鄉）、生產大隊（相當于現在的村）。
三級干部會就是由這三級的主要干部共同參加的大會。
3．“**”
1957年下半年，由于政治思想戰線上“左”傾錯誤的發展，在經濟戰線上也開始頭腦發熱。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寧會議上對1956年經濟建設上的“反冒進”的批評突然升級，并且在全國范圍內持續不斷地反對**保守，成為發動“**”的主要政治原因。
1957年11月2日至11日，**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和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
代表團訪蘇期間，出席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64個**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并在兩個會議的宣言上簽了字。
**在會上提出中國要在15年左右，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在莫斯科審定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號召批判**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第一次提出了“**”的口號。
12月，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詞，向全國人民公開宣布了15年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口號。
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以后，農業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兩年達到12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
工業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實現原定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目標。
為適應“**”的要求，中共中央于6月1日決定在全國劃分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7個協作區。
協作區的建立，對“**”的發展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各協作區按照“盡快地分別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干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的要求，召開了各種協作區會議。
這些會議大多數成了躍進會議。
鋼材指標在6月份各大協作區分別開會的基礎上，醞釀著要比1957年翻一番。
農業的躍進目標也很高。
像西北這樣一向低產的地方竟提出全地區每畝平均糧食產量1958年要達到550公斤，1959年要達到1 000公斤，1962年要達到1 500公斤。
全國各地強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違反科學的措施。
根據河南省長葛縣的“經驗”，要求在兩三年內把全部耕地深翻一遍，深翻的標準是一尺以上。
在某些省區曾要求每畝晚稻蔸數要增到4萬、5萬株或者更多。
瞎指揮作風的泛濫，虛報產量浮夸成風，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小麥畝產達到3 660公斤，早稻畝產達到18 450公斤，晚稻畝產竟達6.5萬多公斤的高產衛星，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在山東省的調查匯報，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樣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口號。
農業上的浮夸風“帶動了”工業上的高指標。
1958年6月22日，**轉發冶金部黨組《關于產鋼計劃的報告》。
該報告提出“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三千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在浮夸虛報頭腦膨脹的氣氛下，估計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3 000億公斤至3 500億公斤。
棉花產量將達7 000萬擔左右。
基于對農業生產形勢的過分樂觀估計，會議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注意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
并正式決定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達到1 070萬噸。
1958年前8個月，我國鋼產量為450萬噸，要完成1 070萬噸鋼的產量，就要在9月至12月4個月內生產年度計劃所剩下的600多萬噸鋼，即完成近三分之二的任務。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北戴河會議上，**曾引用唐朝李商隱的詩句，對時間太短，任務太重表示擔憂。
到1957年底，我國生鐵生產能力為696萬噸，1958年1至8月生產生鐵530萬噸，要保證鋼產量翻番，9至12月須生產1 150萬噸生鐵才能完成全年計劃，這是當時已有的和突擊新建的煉鐵廠冶鐵能力遠不能適應的。
煤炭生產在1958年必須完成22 080萬噸，而1至8月只生產了12 097萬噸，缺了近一億噸的產量要在后4個月完成，電力本身就是短線，這在“**”中更成為嚴重的薄弱環節。
這表明，對鋼鐵工業影響巨大的煉鐵、采礦、煤炭生產均不能適應鋼產量翻番的要求。
因此，北戴河會議做出了鋼鐵翻番的決定，完全脫離了國力的實際可能。
為完成這項力不從心的事業，北戴河會議發出了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 070萬噸鋼而奮斗》的決定，掀起了一個“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的“**”高潮，企圖通過“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實現這項不可能實現的高指標。
在大煉鋼鐵中，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把注意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在工業各個部門的關系中，不顧其他，全力保鋼。
全國工人、農民、干部、學生和城市街道居民紛紛行動起來，在短期內形成了群眾性大煉鋼鐵、大辦工業的運動。
不僅在原有的大中型鋼鐵企業發動群眾突擊煉鐵、煉鋼，而且大搞土法煉鋼。
1958年1月至8月已建起小高爐、土高爐24萬多座，參加人數幾百萬人。
到9月份，經過全黨全民發動，已有5 000萬人分赴礦山和小土群“陣地”，建成的小高爐、土高爐已達60萬座。
在地質、煤炭、電力、機械、交通運輸都難以跟上大煉鋼鐵的需要的情況下，也都搞了“小土群”。
“**”運動中群眾的發動確實達到很高的程度。
從1958年9月開始，全國有2 000萬人帶上鍋灶、背著镢頭，下小煤窯挖煤。
為補充交通運輸部門的不足，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和各行各業的男女老幼參加了運輸。
億萬人民在實現工業化，盡快改變貧窮面貌的口號動員下，懷著對于并不清晰的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憧憬，以高度的熱情投入了一場忘我的產業化事業之中，但由于這種產業化道路是在脫離了中國國情和實際可能的情況下進行的，是忽視客觀經濟規律、違背科學的，其結果必然產生負效應，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并直接危害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在全民煉鋼中，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
1958年，共生產鋼1 108萬噸，但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在1 369萬噸生鐵產量中，有土鐵416萬噸，占30．4%，小高爐、小土群的經營，使大量的森林資源受到破壞性開采；砸鍋煉鐵，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土法煉的鐵含硫量很高，質量差，難做有效之用。
由于大煉鋼鐵的要求，基建規模不斷擴大。
1958年的積累率由上年的24.9%猛增到33.9%，大中型在建項目增為1 587個，比上年增加了595個，隨著這種工業規模的過快膨脹，1958年全民所有制職工猛增2 000萬人，總數達4 532萬人。
這些都大大超過了國力，特別是農業負擔的可能。
1958年的農業生產遇到很好的自然條件，全國耕地受水、旱災害面積較少（僅3 096萬畝），而且多為小災，成災面積是1953年以來最少的（782萬畝）。
這為當年的農作物生長提供了好條件。
但在大辦工業和其他事業的情況下，農村勞力被過多占用，1958年農村勞力比上年減少3 818萬人，大量農具、牲畜被抽調去支援“**”，影響了種植、收獲，農村生產關系由于人民公社化的變遷，使農業生產力受到很大破壞。
因而使本來豐產的糧食、棉花大批扔在地里未能收獲起來，造成極大的浪費；農業遠未達到原來估計的產量，這就使大量增加的城鎮和工業人口與萎縮的農業生產間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
4． 60年代的嚴重困難
廬山會議開展所謂反**后，“躍進”要求重新提出，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愈演愈烈，使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更嚴重的破壞。
從1959年起，我國農業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的襲擊；加上蘇聯撤走專家，停止經濟技術援助的影響，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
三年經濟困難，最明顯的表現是人民日用必需品，特別是食品的嚴重短缺。
糧食緊張早在號稱大豐收的1958年冬季已經露出苗頭。
1958年12月7日，國家糧食部黨組的報告指出：當年7月到10月糧食征購數量減少44億公斤，銷售和出口數量增加26億公斤。
許多地區紛紛要求調入糧食。
1959年初，糧、棉、油供應均出現了緊張形勢。
全國食糧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25億公斤，油料庫存在許多城市只能供應幾天、十幾天。
為此不得不減少農村銷售量以保證城市供應。
同年4、5月間，城鄉糧食銷量繼續增加（比上一年度多銷90億公斤）。
糧食庫存在4月中旬已較上年同期減少33億公斤。
食用油也出現了四處告急的嚴重情況。
“國家無法面面兼顧，大有顧此失彼之勢”。
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采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決定5月至9月除個別地區外，停止對農村供應食油。
6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減少到難以周轉的地步，小麥登場后仍然是現收購、現調運、現供應的局面。
盡管對糧食產區實行定產、定購、定銷，對超出定產部分國家只增購40%，以便鼓勵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但1959年在反**的風浪中，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更加發展，造成對生產力的破壞。
嚴重的自然災害更是“雪上加霜”，成災面積達2億畝，農業歉收已無法改變。
1959年農業總產值完成475億元，比上年下降13.6%。
糧食產量僅為1 700億公斤，比上年減少300億公斤（15%）。
棉花、紅黃麻、烤煙、油料、糖料和生豬產量，也分別比上年減產13%至22%，而當年的糧食征購卻高達674億公斤，使農村留糧僅為1 026億公斤，農村人均口糧不到183公斤原糧，農民吃不飽飯的現象到處發生。
1960年，不論災區還是沒有受災的農村均發生了春荒，嚴重影響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播種。
同年棉花收購只有3 075萬擔，比原定計劃收購量減少1 044萬擔。
為此，不得不兩次削減居民棉布定量。
夏糧產量只有313億公斤。
1至7月，國家只征得糧食122億公斤，比上年減少26%，5月底各糧食調出省僅完成計劃的一半，致使京、津、滬和遼寧省糧食告急，庫存幾乎已被挖空，到了隨到隨銷的地步。
為克服糧食嚴重缺乏的困難，中共中央號召采取多種辦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于9月區別不同地區降低城鄉居民口糧和食油的定量。
在口糧和副食品極為缺乏的情況下，全國人民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大規模地動員起來，以玉米和小麥根粉、玉米桿粉、橡子面粉、葉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種代食品補充口糧的不足，即實行所謂：“低標準”“瓜菜代”，克服困難，渡過災荒。
盡管全國人民千方百計，同心同德、艱苦奮斗，與經濟衰退做了艱苦卓絕的斗爭，1960年經濟狀況仍極度惡化。
糧食大幅度減產，比歉收的1959年又減少265億公斤，僅為1 435億公斤。
棉花產量2126萬擔，比上年減產1 292萬擔。
糧食降到了1951年水平，國家收購原糧512億公斤，比1959年稍有減少，但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銳，當年糧食銷售量大于購進量62億公斤。
庫存比1957年減少118億公斤。
由于糧食減產和征購量較大，農村留糧比1957年減少37.1%，按人口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比1957年減少35.3%；豬肉全國人均消費量下降69.9%，其中城鎮下降69.8%，農村下降72%，棉布更為突出，1957年到1961年人均下降58.6%。
許多人饑餓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劇增，僅1960年，全國人口凈較上年減少1 000萬人。
大批農用役畜死亡。
（摘自何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
）
二、平淡從容地抒寫歷史的沉重——汪曾祺《黃油烙餅》賞析
今天的年輕人最難以想像的感覺，恐怕要屬饑餓了。
但是對老一代的中國人來說，你問一問他們最刻骨銘心的感受是什么？他們多半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你這兩個字。
中國底層百姓擺脫饑餓問題的困擾，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
在中華民族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才真正不再為溫飽問題發愁。
但是對過去的艱難歲月，我們是不應該忘卻的。
忘記歷史不僅意味著對過去的背叛，也意味著對當前現實缺乏應有的省察。
只有牢記歷史的教訓，才能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汪曾祺的短篇小說《黃油烙餅》通過一個不諳世事的兒童的視角，讓自己的筆觸穿過歷史的層層迷霧，探詢到動蕩時代和艱難歲月中普通百姓生活的本真狀態，在藝術的虛構之中觸摸到了歷史底部的原生面貌。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那段特殊的年月：1960年前后，由于當時的一些領導干部從事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的經驗嚴重不足，再加上有些頭腦發熱，在廣大農村不切實際地推行“人民公社化”，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試圖讓全國人民一步“**”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種違背自然規律的做法帶來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
再加上中國和當時的蘇聯關系惡化，蘇聯突然取消一切援華資金并撤走所有的技術專家，年輕的共和國遭遇到嚴峻的考驗。
當時整個國民經濟滑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些邊遠的農村地區甚至出現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現象。
小說《黃油烙餅》就是以這段歷史背景作為素材而創作的。
但作者沒有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