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書影。
書名《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共九個漢字。
全書共十二卷。
此書是以漢字寫蒙古語,成于一二四零年七月。
「忙豁侖」意「蒙古」,「紐察」意「秘密」,「脫必赤顏」為「總籍」。
十三世紀前中期中國多民族文學出現了一部偉大的書《蒙古秘史》,它不僅在蒙古族文學史、而且在整個中華文學史上是一部擲地有聲的奇書。
它從一二四零年成書至今,已閱七百六十年滄桑,雖然年紀已接近傳說中最長壽的人-八百歲的彭祖,但仍然令人愈來愈強烈地感受到它是一部讀不透、說不盡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書。
這部書以比較重要的身份進入文學史,是一位博學的文史學者,也就是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鄭振鐸先生的功勞。
鄭振鐸在三十年代寫作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次在文學史著中對此書進行認真的論列,該書第五十一章談論元代散文時,認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為最可注意的偉大的白話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敘述,不知要高出懨懨無生氣的古文多少倍!我們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紀》等敘同一的事跡的幾段來對讀,便立刻可以看出這渾樸天真的白話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夠真實地傳達出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來了”。
這部奇書的命運,它的流布和接受的過程,也充滿傳奇性。
因為它事涉民族的天機和隱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傳,又因文字變化妨礙在本族中流傳。
到明清兩代,雖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類書、叢書,但遠離民間。
到清中葉翻印出版時,它已成為一部高深的學問書了。
《四庫全書總目》在清代乾隆年間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統觀念和視角,包括華夷之辨的觀念與經史高于文學的觀念,它把此書附錄于《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指出此書紀年有“以鼠兒兔兒羊兒等,不以支干”的特點,又說“此依舊鈔本影寫,國語旁譯,記元太祖、太宗兩朝事跡,最為詳備。
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蕆事,載篇雖存,無暇稽求。
如是編所載元初世系,孛端叉兒之前,尚有一十一世。
《太祖本紀》述其先世,僅從孛端叉兒始,諸如此類,并足補正史之紕漏。
雖詞語俚鄙,未經修飾,然有資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這種以單純地尋找史料的態度,而不是以發掘偉大的民族精神的態度來對待如此奇書,實在是
絕大的誤讀。
應該說《蒙古秘史》是這個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氣最充沛的時代,把內蘊的精力和元氣轉化為文字的偉大的產物,是蒙古族創世紀式的回憶、想象和紀錄。
基督教《圣經》第一卷,即開頭五十章,寫創造天地,創造人,以及人類始祖及其最初子孫的世系,不是取名創世紀(Genesis)嗎?《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這個狩獵游牧民族的“創世紀”。
是他們的起源、發生、創始的記述,是他們的Genesis。
十三、十四世紀,蒙古草原出現了不少圍繞著成吉思汗勛業的英雄敘事詩,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傳說》、《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也就是說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創世紀的成功,使這個民族爆發出作為偉大民族的充分自信,從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來源和紀錄自己精神歷程。
《蒙古秘史》十二卷或十五卷,二八二節,因記載蒙古族勃興初期史料和洋溢著浩瀚博大的狩獵游牧文化精神而馳名。
它吸收遠古以降蒙古民間文化精粹,開蒙古書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紀史的經典文獻,充滿大氣磅礴的史詩氣息。
這部書如同許多民族最初進入文字時代都要記錄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一樣,如日本民族最早的書面作品《古事記》就記錄他們的古代神話、傳說、歌謠、歷史故事和帝王家譜,作于八世紀,可以和蒙古族的這部《秘史》相對應,相參照。
和《古事記》是用古漢語敘事,用漢字標音的日語記錄韻文相似,《蒙古秘史》是用漢字拼寫的蒙古語文本。
這也可以看出漢文化,尤其是它的史傳文化對本土多民族和異域民族的巨大輻射功能。
在這種意義上說,《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創造精神與中原史傳文學影響的綜合結果,從中可以體驗到多元文明相互撞擊、相互推動和相互融合。
這是一部內涵豐富厚重,充滿草原強者氣息的書。
它以人物傳奇和民族崛起,包容著大量社會變遷史、文化風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審美精神史的資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亞諸民族神話、傳說、宗教信念和儀式、故事、寓言、詩歌、格言、諺語的資料。
從而以幾乎是百科全書的方式,成為非常值得重視的世界人類狩獵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枝葉婆娑中,以成吉思汗軍團艱難地崛起,并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統一蒙古高原的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壯劇為主干。
它極有藝術力度地描繪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將銅頭銅臂、叱咤風云的野性和意志,他們徹底撲滅對手的戰略和魄力。
《史記·周本紀》記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這從中原文化視角,隱晦曲折地透露了北方狩獵游牧民族對狼和鹿的圖騰崇拜。
《蒙古秘史》中兩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別意為“白鹿”和“蒼狼”,這鹿與狼締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著這個富有野性強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長大的蒼狼的高潔優美而又兇狠堅強的雙重品格。
這個傳說可以同羅馬城的始祖羅慕路斯和勒莫斯兄弟是被扔進河水淹不死,而喝狼奶長大的傳說相媲美。
此書出現的時代與漢族地區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相前后,可見元明之際的東西征戰和南北撞擊,迸發出中華民族何等氣壯山河的生命活力。
《蒙古秘史》那種大刀闊斧的敘事結構,血氣蒸騰的人物品格,韻散錯綜的綜合文體形式,本色酣暢、多用比喻、粗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語言風格,都反映了一個草原狩獵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時能夠給文學創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氣的力量之美。
只要我們理解到,古代農業文明與狩獵游牧文明的長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釋中國古代文明史、甚至諸多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的一個關鍵,此書的重大價值就不言而喻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委會就紀念《蒙古秘史》成書七百五十周年所作決議,稱《蒙古秘史》以“獨特的藝術、美學和文學傳統及天才的語言,使它不僅成為蒙古文學中獨一無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當然地進入世界經典文學的寶庫”。
此論殊為公允。
因此,我們舉行《蒙古秘史》的七百六十年祭,乃是對中華文明為多民族共創的文明的氣勢之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借一個具體的偉大個案所作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