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康橋月色
徐志摩本來與詩是，一無家族淵源，二無個人癖好，可是，在英國康橋大學留學期間，卻一反往常，不寫則已，一寫不止，形成了他詩歌創作的暴發期。
這時期他雖然寫了那么多詩，現今零碎散見于一些報刊雜志的也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
但從尚能見到的有限的詩篇中，也還約略可以窺見徐志摩初期詩作的狀況和他的思想印痕。
這時的徐志摩為什么象著了魔似的寫詩，他怎么會暴發詩情的？
首先，與他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關，是他生活的康橋的環境觸發了他的詩興，點燃起他的創作欲念的。
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洗禮”（《吸煙與文化》）。
因此，這時期，他創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時，他個人生活“照著了一種奇異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認識了“人艷如花”“才女”林徽音，徐志摩與她交往甚密，隨后談起戀愛，并有論婚嫁之意。
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張幼儀提出離婚，認為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
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這是徐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在追求著一種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偉大力量的振撼”，他要發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聽琴》、《青年雜詠》、《清風吹斷春朝夢》等表現愛情和人生理想的詩歌，也就構成了他這期詩歌的重要內容。
再有，他所以傾向分行的抒寫，是他接觸了大量的英國文學藝術，拜倫、雪萊、濟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
他吹著了這股“奇異的風”——歐風，他踏著他們的路，于是借助詩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異”的表現出來。
因此，徐志摩對英國康橋這段生活分外留戀，他不無感慨，異常興奮，他大量作詩，他這時詩情洶涌暴發的情景，在他的題為《草上的露珠兒》一首長詩中有所反映。
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詩，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志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涌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個詩人了。
這些早期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徐志摩：《春》）。
同時，也開始多方探求新詩的形式，詩式比較多樣，但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但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要求“聲調流利好聽，形式輕盈柔美”，這也正是徐志摩作詩的一貫追求。
英國康橋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鄉懷國之情纏繞著他，于是在1922年8月離開歐上，啟程回國。
回國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經歷兩個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達上海。
回國后，徐志摩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現實社會的紛擾，擾亂了他內心的平衡，有時還感覺精神上的煩悶和焦躁。
于是他將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訴之筆端，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
《志摩的詩》
1922年秋徐志摩回國后，他的詩情沒有中斷，繼續詩歌創作并公開在各種雜志上發表。
《志摩的詩》是徐志摩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間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
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志摩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以及他所“泛濫的感情”。
大致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討生活哲理的；以及寫景抒情的。
他滿懷英國康橋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國實現他的理想主義。
《雪花的快樂》是《志摩的詩》開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詩歌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運用雋秀柔和的筆調，描繪了雪花優美的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雪花的快樂。
詩的節奏輕快，調子舒展明朗，意境優美。
其它如《為要尋一顆明星》、《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我有一個戀愛》、《嬰兒》、《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等篇，與《雪花的快樂》一樣，者”表達了作者對理想的追求。
它們既是抒情詩又是愛情詩，表現了對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對戀愛自由的渴望。
要求人生自由、戀愛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內容，因此，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起。
然而，他的理想主義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存在著距離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與林徽音的戀愛結果遭到破滅，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會終不能實現，于是，使他憂郁、苦悶。
因此，這些詩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涼的氛圍，成了“苦悶憤怒的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茅盾：《徐志摩論》）。
這種消極悲觀的思想情緒在那些小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如《消息》、《一星弱火》、《問誰》等。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給徐志摩的生活和創作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他與泰戈爾建立了友誼，泰戈爾給他取印度名素思瑪（Susima）。
5月底，泰戈爾離滬去日本，徐志摩與他同行，《志摩的詩》中的《沙揚娜拉》那首詩，就是逗留日本期間寫成的。
徐志摩擅長于抒情詩，同時也喜歡寫泰戈爾那樣的哲理詩。
《志摩的詩》中，有一些是描寫貧富懸殊窮人痛苦生活的詩篇。
這類詩數量雖不多，但內容比較充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的某一側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意義。
《志摩的詩》中還有一些寫景抒情詩，比如《滬杭車中》。
這個詩集就整體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內容的發掘是不夠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積極和健康。
但從它的表現技巧看，“幾乎全是體制的輸入和試驗”（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
詩的形式變化多樣，有長詩，短句，自由詩，散文詩，更多的是對西方的詩式進行試驗。
這一時期，是徐志摩詩式的試驗期，也是他詩歌技巧的磨煉期，他是在摸索和試驗中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的。
徐志摩作詩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詩》中大部詩作，形成他獨辟的藝術境界，如《雪花的快樂》，作者把對理想的追求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從而化實景為虛境，創出了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
此外，他的詩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這得力于他的豐富的想象力。
他的想象和比喻不僅與眾不同，而且，他能把看來比較抽象的事理，化為生動、可感、可見的具體形象，象《毒藥》、《白旗》、《嬰兒》是三首內含哲理的散文詩，他也使出了藝術想象的本領，依仗這種特別的感受力去描繪事物。
《志摩的詩》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敗筆。
撇開內容不談，就以表現形式來說，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也有不規整之處，詩的技巧還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與《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個詩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詩歌創作的匯集。
這一時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一個較大的波折。
1924年4月，他在北京認識了陸小曼，并著了魔似的與她熱戀起來，此事招致社會的非議和家庭的反對。
但他倆全不顧這一切，可一時又難以解決，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啟程出國歐游，想暫時擺脫一下生活上的苦惱和困境。
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羅倫斯）住了一段時間，他將他的傷悲，他的感觸，托付紙筆，寫了不少詩，因此，這部詩集就題名為《翡冷翠的一夜》，這個詩集，除了有哈代、羅賽蒂等英國作家的譯詩外，還有象《西伯利亞》、《在哀克剎脫教堂前》那樣漫游歐洲時對異鄉他國生活的感受。
他也寫了一不少愛情詩篇。
《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記敘了當時他和陸小曼之間的感情波瀾，他的熱烈的感情和無法擺脫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國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五卅事件與三·一八慘案引起他的“憤慨”和“悲切”，為紀念“三·一八”，他寫了《梅雪爭春》，揭露了軍閥屠殺無辜，連十三歲的兒童也慘遭殺害。
在《大帥》、《人變獸》的詩篇中，暴露了軍閥活埋傷兵、殺死人民的血腥罪行。
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懷疑和頹廢”，認為現在是受罪時期，因此，不少詩篇失去樂觀調子，相反染上了一層憂郁、失望、逃避現實的頹廢色彩。
他詛咒生活，贊頌死亡，要辭別人間去殉戀愛。
想象奇特，思想灰暗。
當然，這個詩集也還有少量調子比較積極明朗的詩篇。
這個詩集在藝術技巧上如聞一多說的“確乎是進步了”。
對詩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詩式上更多樣化，什么對話體，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敘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詩的音節與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還出個兩本詩集，一是由他自己編選，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編選，1932年出版的《云游》。
這兩個詩集中收錄的詩歌，多數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
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經過“波折”，他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完全破滅，另一方面，他對工農革命又感到恐懼和抵觸，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絕望。
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大部與現實生活脫離，抒寫他自己“微妙的靈魂的秘密”。
有的詩歌無病呻吟，充滿了悲觀厭世的情調。
而且，他的思想立場與進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顧詩歌藝術的基本要求，將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詩中，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他在極度幻滅和絕望的時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學來鼓勵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現了內容和形式很不統一的狀況，大部詩歌的內容是這樣空泛和貧乏，但卻越來越追求形式的整飭和美觀，不論在詩行的排列，音韻的鏗鏘，節奏的明晰，用詞的推敲上都較前幾個詩集有了變化和發展。
對此，茅盾有過很恰當的評論：“圓熟的外形，配著談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戀感唱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后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國文壇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論》）。
“跑野馬”的散文
徐志摩不僅寫詩，同時也寫散文，在其全部創作中，其成就和影響更為顯著的，除詩歌外，恐怕就要數散文了。
甚至有人認為他的“跑野馬”的散文比他的詩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過《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三個散文集和一個單篇散文《秋》，計三十三篇（未收集中還有不少）。
除《秋》篇寫于1929年，其余三個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間。
他的散文內容涉及的范圍也較廣泛，有對人生理想的漫評，有觸及時政的論說；有對往事的懷想和追憶，也對藝術發表見解和評說，有一事一議的小品，也有說長道短的書評。
他的散文表現了很強的個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詩情的融合，散文的詩化，三者合而為一，構成了他的散文的“別一世界”。
第一個散文集《落葉》，完成于他創作的“泛濫”期，共八篇，內容各異，表情達意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談人生，談社會，談政治，談藝術……不受任何約束。
首篇《落葉》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期間，應北京師范大學的邀請，所作的講演稿。
他企圖回答青年學生提出的如何解決生活的枯燥和苦悶的問題。
《落葉》篇貫串其間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揚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
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綴補這個破爛社會的大網。
徐志摩正是基于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執信人的感情的無限作用，在生活本體與大自然里。
“他認為人若要擺脫人世的苦惱和壓迫，就要爭得自由發展的“真純的個性”，最好的途徑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
因此，有人說他“《落葉》詩篇是充滿著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滿著康橋時代的憧憬。
”（穆木天：《徐志摩論》）
繼《落葉》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繼出版了《巴黎的鱗爪》和《自剖》兩個散文集。
這兩個集子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寫他在1925年出國歐游的所見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靈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這兩點上都比《落葉》集更為突出和顯露。
《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山居閑話》、《我所知道的康橋〉、《天目山中筆記》、《吸煙與文化》等篇，是屬于寫景抒情散文一類。
醇厚的興趣，活潑的情緒，叢集于筆端，便構成了這類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達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寫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歸結為“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輯《自剖》輯共六篇，大部可以歸入這一類。
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暢露的，文筆也是生動的，然而，調子是低沉的，認識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詩一樣，具有啟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濃郁的詩情，使得哲理和詩情兩相融合，這構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點。
作者在獨自領略風光妙處的同時，總在宣揚他那“人類應該回歸自然，與自然融合”的觀點。
他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徐志摩散文藝術上另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詩很難嚴格的區分。
他將詩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難以分開，是他“自己的另創一格的詩的散文”（趙家璧：《寫給飛去了的志摩》）。
是一種詩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詩化。
徐志摩這種散文詩化的傾向，是與他在接觸社會現實過程中，思想產生振動和郁積，而又急于表達的一種“急不可待”情緒的反映。
小說、劇作、翻譯
徐志摩在其將近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寫作詩歌和散文外，同時還寫了一些小說、劇本并從事翻譯工作。
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斷斷續續又寫了一些，共計十一篇，后以《輪盤》為題合集出版，這是他的唯一的小說集。
他的小說不外乎寫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和外國的某些社會風尚，同時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國社會的某些生活側面，題材是不廣的，容量是有限的。
他的小說多用浪漫主義的筆法，著力于人物的內心感受的發掘和心理活動的刻畫。
在小說中，作者又好用詩的句型、艷麗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筆調，因而，他的作品帶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獨特的華麗”（沈從文：《輪盤·序》）的格調。
他的小說有的情節過于簡略，近于速寫，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著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
”（《輪盤·自序》）必須指出的：他的小說多數寫司空見慣的男女戀愛，很少觸及當時社會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尖銳問題。
徐志摩也熱心倡導過戲劇活動。
1923年新月社成立時，他積極組織戲劇活動，還創辦過《劇刊》，也演過戲，但是他很少寫劇本。
他只寫過一個劇本，叫《卞昆岡》，還是與陸小曼合寫的。
沒有發生什么大的影響。
在徐志摩的文學生涯中，翻譯倒是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翻譯與創作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他寫詩也譯詩，他創作小說、散文，也翻譯小說散文。
曼殊斐兒一共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園會》與《極樂》，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選譯了其中八篇，自英國康橋譯到中國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兒小說集》白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925年，他在編《晨報副刊》時，又翻譯了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并連載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并列為“歐美名家小說叢刊之一”。
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譯的英國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說《瑪麗·瑪麗》，也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此外，他還譯過一些詩和散文。
徐志摩的翻譯也有他的偏愛，他說“除了曼殊斐兒是我溺愛，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
”（《瑪麗瑪麗·序》）
“新月”活動
人們看待徐志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征。
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徐志摩出于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創辦了《晨報詩刊》，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并參加了《詩刊》的編撰工作。
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
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
《詩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于詩藝的探討，所以，《晨報詩刊》的創辦，標志著以“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于賡虞：《志摩的詩》）的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員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到上海。
此時，徐志摩也與陸小曼結婚并移居上海。
徐志摩四出訪友，奔走聯絡，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沆、張禹九等在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辦了個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沈任經理，后由張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邊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工作，一邊又創辦了《新月》月刊。
《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終刊，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著作，其中也有郁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思想傾向進步的作家作品。
不過，這已是新月派活動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員雖各有差異，就其整個政治傾向而言，卻是日趨反動。
但是新月派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這條“連索”似乎還沒中斷。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詢美等又辦了一個《詩刊》季刊，出了四期，陳夢家在1931年9月，從《晨報詩刊》、《新月》月刊和《詩刊》上選了十八家詩人八十首新詩，編成一本《新月詩選》，從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見出新月詩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去世，新月派為梁實秋、胡適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隨后，它也便消聲匿跡了。
綜上所述，從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動（尤其是文學方面的活動），徐志摩在其中都起著主角的作用，他確實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對新詩發展曾經起過一定的推動和影響作用。
但是，他們過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創作都發生危機，他發出悲嘆：“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愛的靈感》）
到了1933年6月，隨著《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也就中止了。
三、結語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活躍一時并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他的世界觀是沒有主導思想的，或者說是個超階級的“不含黨派色彩的詩人”。
他的思想、創作呈現的面貌，發展的趨勢，都說明他是個布爾喬亞詩人，資產階級作家。
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他的創作前后期的不同狀況，是和當時社會歷史特點關連著的。
作為新月派的一個主要詩人，徐志摩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為新詩的發展進行過種種試驗和探索。
他的詩歌有著相當鮮明的獨特風格，有一定的藝術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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