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論韓孟詩派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想
吳河清 曾廣開
關鍵詞 古代文學；韓孟詩派；詩歌思想；功利主義
唐貞元中至元和末年，是功利主義詩歌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元白詩派被視為這一思想的主要推動者。
而與之處于同一文化背景中的韓孟詩派，特別是韓愈本人，有的學者卻認為其“在詩歌思想上，卻絲毫也找不到儒家詩教的影響”，“甚至未嘗提出言志說”〔（1）〕。
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元和時期功利主義的詩歌主張，并不僅僅為元白詩派所提倡，而是當時整個詩壇的普遍要求。
盡管韓孟等人關于功利主義詩歌主張的論述極少，只要我們能夠深入研究這些理論論述，并注意“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2）〕，我們就可以發現韓孟詩派也曾倡導儒家功利主義的詩教傳統。
毫無疑問，我們贊同韓孟詩派的詩歌思想是重主觀尚怪奇的看法，但我們認為韓孟詩派是在元和初年以后才逐漸確立這種主要創作傾向的。
認真研究一下元和時期功利主義詩歌思潮發生、發展的實際，很容易看到韓孟詩派在元和初年以前，確實是表現出濃厚的功利主義傾向，是當時功利主義詩歌思潮的主要推動者。
安史之亂的爆發，結束了盛唐的歷史。
經過肅、代兩朝的努力，唐王室才掙脫了覆亡的威脅。
德宗即位后，也曾考慮勵精圖治，開始也有一些善政。
但由于這位皇帝為人忌刻，任用宦官奸邪，不能穩定政局，致使兵禍連年不息，國家財政日益枯竭。
朱泚、李懷光等的叛亂，幾乎危及了唐室的生存。
直至貞元初年，整個社會才漸趨安定。
但這暫時安定的代價是巨大的，河北、淮西不遵王命，猶如列國，方鎮節度驕橫跋扈，宦官擅權作威作福，整個社會充滿了一種沉重的危機感。
貞元以后，韓愈、劉禹錫、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漸次登上仕途，這是一批與前代迥然不同的詩人。
他們既沒有盛唐詩人那種不通實務卻自視甚高、認為可以坐取卿相的浪漫氣息，也沒有大歷詩人那種感傷時世、希望逃離現實苦難而避時避世的消沉。
詩人的敏感使他們較早地感受到歷史潮流的氣息，他們立即清醒地意識到盛唐的繁華如夢一樣逝去，再也難以尋覓。
他們幾乎是本能地覺察到新興文人集團在認真尋找消除社會危機的道路和方法，社會改革的大潮正在形成。
所以，當韓愈等人一旦進入仕途，便不遺余力投身于新興文人集團所從事的政治改革斗爭。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要把文學作為政治改革和政治斗爭的手段，這種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文學思想，要求詩歌創作和其他文學創作有助于政治教化，特別是有助于他們所從事的政治改革，從而在整個文學領域內掀起功利主義的文學改革運動。
早在貞元初年，孟郊獻詩于國子祭酒包佶，稱贊包佶的詩為“時吟五君詠，再舉七子風”〔（3）〕，推重顏延之和建安七子，流露出對建安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向往。
貞元六年（790），孟郊寓居蘇州，與著名詩人韋應物唱和。
在《贈蘇州韋郎中使君》詩中，孟郊把韋應物比作建安諸子和謝靈運，明確提出以“雅正”為詩歌創作的準繩。
其詩云：“謝客吟一聲，霜落群聽清。
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
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
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
章句做雅正，江山益鮮明。
蘋萍一浪草，菰蒲片池榮。
曾是康樂詠，如今搴其英。
顧惟菲薄質，亦愿將此并。
”〔（4）〕孟郊倡言“雅正”，實際上與韓愈在散文方面倡導征圣宗教的文學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在宣揚儒家從《詩經》等經典中演繹出來的政治教化論。
孟郊推重建安七子和謝靈運，主要也是對六朝的淫靡詩風不滿，從中也可看出孟郊在詩歌創作上的基本觀點。
貞元十年（794）以后，孟郊繼續強調“大雅”的詩教傳統應該是詩歌創作的圭臬，要求詩人把諷諭時政得失作為詩歌創作的主要任務。
其《出東門》云：“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
”〔（5）〕《答友人》云：“落落出俗韻，瑯瑯大雅詞。
”〔（6）〕《答姚怤見寄》亦云：“大雅難具陳，正聲易漂淪。
”〔（7）〕在《讀張碧集》一詩中，孟郊標舉“六義”、“國風”，明確地稱贊張碧的詩歌是“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期待著統治者能夠恢復儒家采詩觀風的傳統，有“采詩官”來收集張碧這些諷諭時政得失的作品〔（8）〕。
孟郊的主張，直接啟發了白居易，其元和初年所作《采詩以補察時政》一文和《采詩官》一詩完善了孟郊的觀點。
從孟郊現存的全部作品來看，雖然大多數篇章是他自己貧困生活的記錄和失意的哀嘆，但他同時卻一再告誡世人，他的詩歌并不是僅僅為了反映自己的窘迫和辛酸，而是有著強烈的政治教化目的。
其《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云：“昔詠多寫諷，今詞詎無因。
”〔（9）〕《送淡公十二首》亦云：“茲焉激切句，非是等閑歌。
”〔（10）〕孟郊也知道時人視其詩為“矯激”之作，他申辯說自己的詩乃有為而作，因意在諷諭才會形成“激切”的特點。
如其《殺人不在邊》、《感懷》、《傷春》等詩反映建中以來的戰亂現實，痛傷百姓的流離失所，并諷刺“操弧者”的養寇自重；《審交》、《傷時》等感嘆貧士孤立無援，譴責世態炎涼的小人；《連州吟》、《亂離》、《汴州離亂后憶韓愈李翱》等反映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對執政者進行諷諫。
孟郊這些作品，基本上是永貞以前創作的〔（11）〕，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12）〕的精神，對韓孟詩派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想的發展和創作的豐富，有著重大的影響。
貞元七年（791），孟郊入京結識韓愈，韓愈等立即為孟郊所傾倒。
在推重孟郊的詩歌的同時，韓愈等詩人對儒家詩教傳統表示了極大的崇敬和向往。
韓愈《孟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
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
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
”〔（13）〕張籍《贈別孟郊》云：“君生浮俗間，立身如禮經。
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
”〔（14）〕劉言史《初下東周贈孟郊》詩亦云：“修文返正風，刊字齊古經。
”〔（15）〕韓愈文人集團在散文領域以復古宗經相號召，孟郊在詩歌領域尊崇《詩經》、倡言“雅正”的功利主義觀點很快就得到韓愈的認同。
元和元年（806），韓愈在《薦士》詩中，高度評價了孟郊的為人和詩歌成就，集中闡述了自己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想。
其詩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
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
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
東都漸彌漫，派別百川導。
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
迤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
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
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
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16）〕韓愈不滿六朝以來的淫靡詩風，他追溯前代詩歌的優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以《詩經》來作為詩歌創作的范本。
他推重漢魏古詩，視建安七子、鮑照、謝靈運、陳子昂、李白、杜甫為《詩經》以來的詩歌優良傳統的繼承者，批評六朝詩歌缺少漢魏古詩那種“氣象”，缺少那種“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17）〕的建安風骨。
韓愈在這里指責“等蟬噪”的齊梁詩歌，并不是韓愈詩歌主張的實質“不是言志而是抒情”，從而指責齊梁詩歌忽視了“情”的抒寫〔（18）〕。
韓愈認為齊梁詩歌“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主要是批評齊梁詩人只知道嘲風雪，弄花草，視野限于眼前狹小的生活圈子，以致于與社會政治現實完全脫節。
所以，盡管韓孟詩派的“不平則鳴”的詩歌主張在實踐中不盡同于儒家詩教傳統，但在元和初年以前，特別是在主觀意愿上，韓愈的詩歌思想中有著濃重的功利主義色彩，他并不認為詩人只能用詩來“自鳴其不幸”；如果孟郊不是因“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他完全可以而且應該用詩“鳴國家之盛”〔（19）〕，與社會密切相關，從而起到有助于教化的作用。
貞元年間，盡管韓愈詩中已開始流露出重主觀尚怪奇的傾向，但他創作的重要內容之一還是抒寫自己的抱負，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諷諭時政得失。
他相繼寫出《古風》、《馬厭谷》、《苦寒歌》、《汴州亂》、《贈張徐州莫辭酒》、《歸彭城》等諷諭詩，對“馬厭谷兮，士不厭糠兮；土被文繡兮，士無短褐”〔（20）〕的現實極為不滿，指斥藩鎮割據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災難：“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
”〔（21）〕面對危機四伏的現實，韓愈在創作中積極地顯示了當時人同此心的改革愿望。
就個性而言，韓愈是一個鯁直而有些迂闊的書生，他不像元稹、白居易那樣較多地接受了明哲保身的思想，懂得如何收斂鋒芒等待時機。
像大多數文人那樣，韓愈的諷喻詩多作于政治上失意之時，因無力直接進諫執政者來參與政治，只好借助詩歌來表達自己的看法，進行諷諫。
這種創作實踐，豐富了韓愈的詩歌理論，其貞元十六年（800）所作《歸彭城》一詩，準確地表達了韓愈對諷諭詩的看法。
其詩云：“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
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
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
言辭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22）〕詩中“刳肝”“瀝血”之語，既表達了韓愈以詩為諫章、為民請命的決心和熱誠，也說明韓愈要求諷諫詩必須情真意切，用鮮血和生命來創作。
同時，為了取得更好的表達效果，韓愈認為諷諭詩應該是質樸無華的，以免削弱其批判力量。
如果拿韓愈所說的“言辭多感激，文字少葳蕤”和白居易《新樂府序》中所說的“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23）〕相對照，其觀點是完全相同的。
這說明韓愈、孟郊與元稹、白居易等人在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上并無兩致，所以自然而然地對稗補時闕的諷諭詩也有相同的要求。
到了元和年間，隨著元稹、白居易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詩名的提高，元白詩派逐漸形成并以其功利主義文學思想指導其詩歌創作，使元和時期功利主義的詩歌思潮得到迅猛發展。
然而，在貞元年間大聲疾呼倡言“雅正”的韓愈、孟郊，卻因仕途一再受挫而越來越感受到社會的重壓和人生的失意。
他們想到自己的苦苦追求毫無結果，依舊是名位未達，功業未就，愈增加了生命的短促、虛幻和無聊的痛苦。
元和初年，韓愈孟郊各寫了一組《秋懷》詩，抒寫了詩人對人生對過去歷史的苦悶而惶惑的反思。
盡管韓孟對仕途尚有幻想：“尚須勉其頑，人事有朝請”〔（24）〕，但他們已從自己的政治生活中逐漸清醒地認識到：“人心不及水，一直去不回”；“詈言不見血，殺人何紛紛”〔（25）〕；“古聲久埋沒，無由見真濫”〔（26）〕。
由于所處的是這樣的環境，他們已經看到迎面而來的只能是凄風冷雨，等待他們的只能是失敗和痛苦，他們不禁這樣哀嘆：“將死始前悔，前悔不可追”〔（27）〕；“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28）〕。
韓孟對現實政治愈來愈難忍受，他們在這種進退失據的兩難境地中徘徊游移，不斷地承受著社會給予他們的一次次打擊。
隨著歲月的流失，韓孟不再祈求用詩歌來“鳴國家之盛”，而是要用詩歌表現詩人在外部世界壓迫下的痛苦和呻吟，韓孟開始漸漸脫離了當時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潮，距離儒家詩教傳統越來越遠，最終走向了尚怪奇重主觀的詩歌思想，因而使韓孟詩派完成了向儒家詩教傳統復歸到對這一傳統背離的轉變。
盡管韓孟詩派在憲宗元和年間逐漸在創作中顯示出背離當時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潮的傾向，我們仍要清醒地看到，韓孟等人在此時期仍然無法徹底擺脫時代風氣的影響，也無法完全割斷與自己過去歷史的聯系，一旦現實政治生活觸動他們的心弦，他們仍會依照儒家詩教傳統的要求創作諷諭詩來裨補時闕。
如元和八年（813）孟郊寫了《贈韓郎中愈二首》，對當時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和驕奢淫逸無比憤怒，并告誡韓愈不要為追求官位而失掉節操。
這本身就是一首意激言切的諷諭之作。
再如元和九年（814），朝廷正在籌劃收復淮西，韓愈歷來主張鞏固中央集權，削除藩鎮割據，與李逢吉等縱容宦官和藩鎮勢力的作法針鋒相對，李逢吉便借故將韓愈由中書舍人貶為右庶子，以打擊力主收復淮西的裴度集團。
韓愈降為閑官以后，對李逢吉集團的結黨營私敗壞朝政極為不滿，接連寫下《和侯協律詠筍》、《病鴟》、《嘲魯子》等諷諭詩，揭露小人的忘恩負義，痛斥李逢吉集團的猖獗和對自己的誹謗陷害。
韓愈孟郊的政治諷諭詩，在元和時期的詩壇上有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孟郊的五言古體諷諭詩，受到時人的推崇。
李觀云：“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
”〔（29）〕李翱亦云：“郊之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30）〕韓愈的詩歌，雖說是規模宏大遠遠超過孟郊，但就政治諷刺詩而論，“元和己后，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31）〕，韓愈詩應該說與孟郊之“矯激”并無二致，與元稹白居易等人諷諭詩的意激言質也是有相通之處的。
元和時期功利主義詩歌思潮的發展，韓孟詩派有著重要作用。
所以，研究元和時期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的發展，既要注重元白詩派的功利主義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也要注重韓孟詩派的功利主義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結論。
（1）（18） 羅宗強：《論唐貞元至元和年間尚怪奇重主觀的詩歌思想》，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九輯。
（2） 程千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見《程千帆詩論選集》。
（3） 孟郊：《上包祭酒》，見《孟東野詩集》卷六。
（4） 《孟東野詩集》卷六。
（5） 《孟東野詩集》卷三。
（6）（7）（9） 《孟東野詩集》卷七。
（8） 《孟東野詩集》卷九《讀張碧集》。
（10） 《孟東野詩集》卷八。
（11） 參閱華忱之：《孟郊年譜》，見《孟東野詩集》附錄。
（12） 班固：《漢書·藝文志》。
（13）（22）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
（14） 《全唐詩》卷三八三。
（15） 《全唐詩》卷四六八。
（16）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五。
（17） 鐘嶸：《詩品》。
（19） 《昌黎先生集》卷一九，《送孟東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20） 韓愈：《馬厭谷》，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
（21） 韓愈：《贈張徐州莫辭酒》，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
（23） 《白居易集》卷三。
（24）（26）（28） 韓愈：《秋懷詩十一首》，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五。
（25）（27） 孟郊：《秋懷十五首》，見《孟東野詩集》卷四。
（29） 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見《全唐文》卷五三四。
（30） 李翱：《薦所知于徐州張仆射書》，見《李文公集》卷八。
（31） 李肇：《國史補》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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