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林語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譯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創作中加以實踐，與周作人南北呼應，形成一個影響頗深遠的“閑適幽默”散文流派。
林語堂認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①怎樣才能達到幽默呢?在林語堂看來，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幽默對人生必須報一種從容達觀態度，它是溫厚的，趨脫的。
所謂達觀，即對人生的缺憾報以坦然，認可了人生的相對性因而避開了絕對痛苦，是對生命有限歡愉的一種退守，也是對利及義的趨脫。
中國自有以莊生為代表的趨脫派，幽默自然出現，孜孜為利及孜孜為義的人，在趨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
因而，儒家斤斤拘執棺撐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在莊生一聲趨脫的狂笑下，變得毫無價值了。
然而同是趨脫派的老子卻不幽默，為何?林語堂認為，老子雖趨脫，但不達觀，是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
幽默是溫厚的，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
莊生與老子雖然同樣是笑，莊生卻是狂笑，笑聲是豪放的;老子是苦笑，笑聲是尖銳的。
故老子趨脫而不幽默。
這種對人生的達觀、溫厚、趨脫態度，在林語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散文《言志篇》淋漓盡致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文中作者這樣表白自己個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間自己的書房，可以安心工作。
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
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閑散的自由。
我冬天要一個暖爐，夏天一個澆水浴房。
我要一個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構牽的家庭。
我要在樓下工作時，聽見樓上妻子言笑的聲音，而在樓上工作時，聽見樓下妻子言笑的聲音。
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兒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樣喜歡澆水浴。
我要一塊小園地，不要有遮鋪綠草，只要有泥土，可讓小孩搬磚弄瓦，澆花種菜，喂幾只家禽。
我要在清晨時，聞見雄雞吸怪啼的聲音。
我要房它附近有幾探參天喬木。
……
我要院中幾探竹樹，幾探梅花。
:護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氣，可以看見極藍的青天。
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溫暖舒適的家庭，可口的飯菜，合于自己口味的書，幾棵竹樹梅花，在明月高懸時欣賞。
多么閑適的心境，不亞于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了。
這種閑適來自于對人生的達觀。
正是這種達觀態度，使林語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為最高境界。
如他所說:“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后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②《談言論自由》一文本是諷刺國民黨不許言論自由的法西斯獨裁政策。
對于官的自由文中寫道:“這就是一句我國格言，叫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夕。
不過這與言論自由說稍微不同。
因為罵不痛時，你可盡管笑罵，罵得痛時，‘好官’會把你槍斃。”接著作者又舉一例:張毅師長頭痛或不樂時，就開一條子，由監獄隨便提出一二犯人槍斃，醫他的頭痛。
作者輕松地玩笑式地對此事加以了評論:“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滿腔憤怒之情，奇跡般地變成了溫厚趨脫之態。
本可讓讀者引起強烈共鳴，卻只讓讀者得淡然之味。
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于笑中帶淚，淚中帶笑。
林語堂認為諷刺與幽默極近，但諷刺文章往往火氣太盛，每趨于酸腐，去其酸腐，而達到沖談心境，便成幽默。
幽默與謾罵、汕笑不同，謾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語，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滲透。
汕笑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
一句話，幽默與諷刺，謾罵、汕笑之不同，關鍵在幽默是以冷靜超遠的旁觀者身份出現，它給人以笑，同時也給人以淚。
這種笑中含淚，淚中帶笑在林語堂的幽默散文中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一方面，在笑話的文章中，以輕松愉快的筆調抒發對現實生活的優憤，即“寄沉痛于悠閑。”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國民黨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沒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責，先一本正經地開玩笑，從容不迫地介紹一貌似可信有據的荒誕事實:普斯基大學生物教授摩爾君發現，中國人巴掌上分泌出來一種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質，分泌管之后有腦系膜直通第五脊椎與眼系腦筋聯絡。
凡眼簾射到金銀銅時，即引起自然反應作用分泌額外加多，錢到手時尤甚。
此時發出之泌液特富粘性。
因此銀錢到手，必有一部分膠泥手上，十元過手，必泥一元，乃無可如何之事。
通過這個荒_誕事作者得出結論:“若不染指，非中國人。”后作者又把你從那個荒誕事實所渲染創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圍中拉回現實:最近娠災委員，以侵水災款而被老蔣槍斃:東北捐款七百萬元查無著落。
讀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淚。
然作者筆鋒一轉，把你帶入他的荒誕夢想。
因此，我們夢想中國自殺團計劃也不能實現了。
原來中國人很可以自殺，大規模的相約投入東海，以免身受亡國之痛。
但自殺團亦必舉出幾位委員。
辦理該團旅行納票察項。
然而自殺委員如果是中國人，定必大做其中飽、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來，因此自殺委員之旅費亦無著落，并自殺亦不得。
嗚呼，神明帝胃！
荒誕的夢想，幽默的結尾，又讓讀者領略到他淚中之笑了。
《論政治病》、《談言論自由》等，都是以這種方法來表示作者對現實的優憤。
另一方面，寓諧于莊的說“反話”·對于一些丑惡的社會現象，本應甲口以諷刺和批判，但作者卻以贊揚的口氣去敘述或描寫。
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卻以十分嚴肅的筆調去形容，凡是這種場合，在散文的語言上都是運用“反語”。
如《上海頌》便是離諧于莊說“反話”的典范:“偉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頌你的偉大與你的神秘!歌煩這樓的肉與舞的肉的大城，歌頌這行尸走肉的大城。”這里的“歌頌”，“偉大”“神秘”等都是反語，讀者從這些似乎是嚴肅的描寫中激起的是一種輕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結論。
幽默的第三個要素是“自然”。
林語堂認為人生永遠充滿幽默，猶如人生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象一樣，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
因而幽默是客觀的，幽默出于自然。
由此林語堂幽默散文的另一個特點便是自然。
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話或笑話引你發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諧調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經過藝術再現，摻雜著作者的態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濃。
《我怎樣買牙刷》是一個虔信廣告術的知識分子受騙經過的詳細論述。
作者記述他幼時很快樂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認識了一位醫生，才失了天真的快樂。
醫生告訴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齒不潔來的。
從此以后他便不復知平安快樂日子了。
他便開始研究最適宜最科學最文明最衛生的牙刷了。
通過廣告，開始他認定毛面呈向內彎形狀刷柄向內彎三十度的預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學的。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又看見另一種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內凹進的弧形，正與他兩年來所相信的老牌相反。
說明書告訴他韋思脫博士經過多年的經驗，得到一個結論，說只有向外彎的牙刷才能與齒沿的內部的弧形相合。
于是買了一把回來，一刷，發現不但齒眼的內沿刷得到，就是齒眼的外沿也一樣刷得到。
他才恍然大悟，又去買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種三年來所未有的快樂。
而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從小長大健康快樂時所用的牙刷。
作者“研究最適宜最科學最丈明最衛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歷三載，到了今日，才一無所得，空手回來。
讀后令人啞然失笑。
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發笑，只覺得作者記敘的似乎是你所經歷過的受騙上當之事，你與作者一樣變得聰明了，于是發出會心的笑。
“自然”這一要素在林語堂的幽默散文中還通過語言表現出來。
林語堂認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語言自然節奏之散文，如在風雨之夕圍爐談夭，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嘗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嘗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讀其文如聞其聲，聽其語如見其人”。
③讀林語堂的散文，你仿佛覺得作者是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談天，輕松地，愉快地和你說笑。
這一美感來自他幽默散文語言的自然、平實、生動。
魯迅曾說:“‘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④考查一下中國文學史，極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劇中，也多是詼諧和機智，極少幽默。
幽默作為一種審美范疇的存在，與主體精神、個性、人生態度、自我意識密切相關，要形成幽默的社會文化氛圍，必須要有相當程度上的心靈自由和言論自由。
而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和中國的以氏族宗法制為核心的社會政治結構，以禮教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嚴重地禁錮和壓抑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因而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下是無法談論幽默意識的。
然而十九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國，“幽默”卻在散文中濃厚起來。
正如郁達夫所說:“我們的中華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來經林語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腦里，也懂得點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這當然不得不說是一大進步。”⑤現代幽默散文發展的原因，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他認為一是中華民族要在苦中作一點樂，因為政治上的高壓，各處都無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條出路;二是政治形勢不許你說正話，所以只能反說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嘆息一聲的時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氣以舒暢，作長歌而當哭;三是歷來中國國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國文學的影響。
林語堂的幽默散文，無論是寄沉痛于悠閑，還是淚中帶笑，笑中帶淚，無不是苦中作樂，正話反說，長歌而當哭的具體表現。
作為資產階級的林語堂，五四時期曾激進過，滿以為“中國的新日子已經曙現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的夢想隨著大革命的慘痛失敗而破滅，情緒低落而消沉。
此時他已缺乏與白色恐怖進行斗爭的勇氣，但他還似乎不能忘懷現實，不甘寂寞，這一矛盾表現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認為“頭顱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罪名雖然無大關系，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不必招的。”⑥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絮語是應該在花間柳下講的，而且是侯門閨秀的事。
但是如果一個人遇著沒有花間柳下可以坐談，而且恰恰是坐在墳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個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斃。”⑦在這種矛盾的思想狀態下，他不得不走進“幽默”，作長歌而當哭。
正如魯迅所說:“社會諷刺家究競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里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來。”⑧林語堂的幽默散文便屬于這一類。
在散文中引入英國式幽默，應當說是值得稱道的嘗試。
它可以改變我們民族方正古板的心理結構。
它可以在我們民族枯操的生活中增添輕松雅謔的氣氛。
它可以化解我們民族文氣的板滯。
但幽默的使用，應當適時，適度，過猶則不及。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國，幽默不是化解沉重的社會矛盾的良藥，反而容易使是非更加混飩。
由于林語堂以旁觀者的立場甚至是在云霧中去看待人生，把一切都看成是可笑而又可悲憫的，因而常常是以超然的笑沖淡了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惡、美丑的界線。
正如魯迅所批評:“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⑨、“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⑩在要求文學必須是掙扎和戰斗的時代，林語堂幽默散文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是消極的。
注:
①②林語堂《論幽欲》
③林語堂的《小品文之遺緒》
④⑧魯迅《偽自由書·從諷刺到幽致》
⑤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⑥林語堂《剪拂集序》
⑦林語堂《篆國絮誤解題》
⑨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⑩魯迅《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
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 1994年第3期
《 試論林語堂散文的幽默》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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