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祥焱今夏,復讀《懺悔錄》和《狄德羅傳》,新讀《梁啟超傳》和《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最后一本書讀得磕磕碰碰,書不如愿,抒情成了障礙。
我想知道,那年、那人、那些事;作者卻用抒情方式迎合我,情起、情落、情在途中也黏稠。
終于,忍受著抒情的矯情,把書看完。
但最后禁不住問:有多少抒情,可以不在傳記里重來?
說是林徽因傳,是個副標題,主名是《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作者長于散文,用散文的筆調和氛圍,來寫人物傳記。
每章頭一段,都是散文式開頭,有時甚至幾段下來,都沉浸在抒情里。
只有極少數在第一段,才有林徽因的影子。
這種安排,感覺作者有點一廂情愿:你在你的情里,讀者未必在你的意里,領你的情。
傳記,是非虛構文字,人物記錄是主體。
作者在情感里流連,游離了人物傳記的體例,半是散文,半是傳記,作一個跨界的嘗試,可以容忍;但,如果機械,無異生搬硬套,讓讀者陷于作者的情緒,欲拔不能。
跳出一個“情坑”,下一個“情坑”還在前面等著你。
散文方式的偏失,不僅是該書每章起頭的形式,抒情內容和傳記主人也在游離。
不幸,就成了情多易濫的標本。
比如,第一章:剎那緣起,一句“我們常常在如煙世海中丟失了自己”,后面的話語,都沉醉于“我們”的情緒里。
這里,“我們”的情緒,和林徽因有多大關系?而正是這樣的“我們”寫了幾段以后,才耽誤了主人公林徽因出門。
再比如,第二章:夢中白蓮,第一段,無關林徽因;第二段,也無關林徽因,說“每個人都無從選擇自己的故鄉”,后面,又是疏離林徽因,因而釋放的感慨是:“愛上一座城,是因為城中住著某個喜歡的人。”這樣的句子,人們不難從許多報章的小散文里看到,哪里是貼近林徽因的體驗?作者沒有走近一步,讓我們感覺到,
杭州城留在林徽因身上的某種痕跡,某種氣韻,甚至,呼吸的聲音。
這樣的例子,書里比比皆是,游離多了,林徽因的形象就因了“我們”而模糊,妨礙了讀者對林徽因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的關心。
作為中國第一代女性建筑學家、被胡適譽為中國的一代才女、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者之一……有多少故事被埋藏在這樣的瑕疵里。
張愛玲推崇這句話:“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解釋這句話時,她說:當然事實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對原料非常愛好,并不是“尊重事實,”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種韻味,其實也是人生味。
而這種意境像植物一樣嬌嫩,移植的不對是會死的。
可見,原始材料對傳記的重要。
傳記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韻味,用別的個人情感移植會死,用“我們”的情感來兼容更會死。
好的傳記,讀起來總有讓人流連忘返的東西。
盧梭的《懺悔錄》,叩問靈魂,有毫不隱晦的細節真實;阿基莫娃的《狄德羅傳》,歷史厚重,呈現了檔案資料式的人物關系;解璽璋的《梁啟超傳》貼近人物,用扎實的史實考證呈現時代風云。
沈祥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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