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將是另外一個模樣,新時期的文學,也將面目全非。
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尤其對當代文學的影響與滲透是全方位、多層次、無處不在的。
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由傳統文化孕育、發展起來的傳統文學,已不能滿足和適應新型社會人們在精神、情緒和感覺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
時代要求中國的文學求新、求變。
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挾其經濟、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勢,大舉進入中國,中國的傳統文學在這些思潮的沖擊下不堪一擊、迅速解體,新一代作家們在胡塞爾、海德格爾、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響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運動。
20世紀的中國文學以此為起點,開始由封閉向開放,由本土面向世界。
這一時期的作家的作品,無不受到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魯迅的《吶喊》在現實主義基本精神與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等多種手法,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爾、歌德、惠特曼、雪萊等人的多元影響,形成了浪漫主義的風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到了30年代,受弗羅伊德主義及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中國還出現了以劉吶鷗、穆時英等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
不過,這一時期西方現代思潮對中國文學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國文學的形式,而沒有深入中國文學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響到中國文學的精神。
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思潮的學習,也僅停留在表層上,沒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處。
建國后幾十年的禁錮,將西方現代思潮一律擋在了國門之外,偶爾作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譯的國外哲學著作,如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等叢書,以及薩特、海德格爾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們的抗拒、懷疑、批判和漠視,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國門重新向世界敞開,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國。
剛剛從十年**的政治夢魘中掙扎出來的知識分子,對于來自西方的文化資源有著巨大的渴求。
翻譯家們為了滿足國人的這些迫切的需求,開始大量地翻譯和介紹西方各種現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
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來叢書”,其中大部分是翻譯介紹當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會科學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
上海譯文出版社緊跟著出版了“現代西方哲學譯叢”,其后,三聯書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翻譯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現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動了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傳播。
人們不僅接觸到了康德、新康德主義,黑格爾、新黑格爾主義,也接觸到現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以及現當代政治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
在文學領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譯和介紹。
袁可嘉主編的共四卷八冊的《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選》,出版之后便風行一時,成為最熱門的暢銷書。
其他出版社也競相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如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廣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親睞。
伴隨著思想界不斷掀起的西學熱,如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解釋學熱、解構主義熱、女性主義熱、新歷史主義熱,中國當代文學也不斷地產生各種文學思潮,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女性文學”等等。
中國的批評家們,也從中學到了各種方法論。
如1985年被人們稱為“方法論年”,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涌進了學界。
評論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當代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
中國文學批評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而中國作家也紛紛從紛至沓來的西方現代思潮中吸取養分,將他們從中學習到的各種寫作技巧及受到的啟發運用到了他們的創作中。
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帶有摹仿與學習的痕跡。
如王蒙在80年代初創作的一系列帶有實驗性質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識流”小說的深刻影響;余華的作品,受啟發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羅布—格里耶;孫甘露、格非的作品,飄蕩著博爾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等等。
外國文學的影響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國作家感到深深的焦慮,隨著他們在創作上的成熟,進入90年代后,這些作家逐漸從外國作家的陰影中走出,在發現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進入90年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持續發生著相當復雜多變的“轉型”,曾經風靡一時的各種西方現代思潮熱逐漸降溫,社會的價值取向也發生了逆反性的變化:隨著文學轟動效應的消失和啟蒙工程的崩塌,知識分子精神領路人的優越地位歸于消解,不再是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告別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擊崇高,張揚私人化,逃辟歷史和現實,文學在90年代也逐漸由中心走向了邊緣。
中國社會在90年代出現了后現代的傾向,解構性話語成為文壇主流,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達、羅蘭·巴特的學說,成為時代的精神主角。
中國的文學,受此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后現代傾向”。
在90年代流行一時的西方現代思潮還有女性主義與新歷史主義。
這兩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國文壇“新歷史小說”與“女性文學”興盛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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