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散文呼喚常識、簡樸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歸,推崇原儒獨特的人文主義,揭示中國文化的陰柔品格,指出中國道家的節制、無為等觀念是現代西方文明瘋狂的對癥藥,等等;他在30年代就堅決批評我們現在事實上還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還有反復強調法治的意義。
這在現代作家中,并不多見。
在林語堂的閑談散文里,我們隨時可以讀到一種言簡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氣的結晶體:“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
”“趕熱鬧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點綴。
”“行動而沒有思想也許是愚蠢的,可是行動而沒有常識卻常常會結果悲劇。
”它們來自作者對世界和人生的體悟、妙悟。
讀書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語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樣近情,拒絕極端、道學和教條,為一般背書本認死理者所難及。
他知道何為生存真實,何為學者無謂的奇談,出言平正通達。
林語堂的閑談散文不僅思想獨異,發論近情,且涉及廣泛,知識豐富,大到文學、哲學、宗教、藝術,小到抽煙、喝茶、買東西,真是無所不包,筆觸貫通中外,縱橫古今。
具體到一篇文章,則放開手腳,上下勾連,集中起一個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識群。
林語堂讀書多,博聞強記,先有學者的學問功底,所以能談,耐談,而一談輒靈光煥發,左右逢源。
他那些談文化的散文,知識量更大。
林語堂的閑談散文充實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
語言上樸實無華,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為實驗而作的語錄體、文言體,都干凈質樸,口語化程度很高。
如前所說,表達上也只用傳統平常的手法,不玩“現代”花招。
文章充實容易,平易難。
林語堂說:“凡是學者文章艱深難識,大半在搬弄名詞,引經據典,深入而未能淺出,只掉書袋而已。
此乃學問有余而識不足之故。
見道明,事理達,得天地之純,自然可以說出淺顯易明的道理來。
”同時又說,到了道理熟時,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過田陌,攀籬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勝詫異。
其實,閑談體就整個是一條曲徑通幽的小路。
親切有“我”、漫不經心、語而不論和厚實平易再加上與之相聯系的很高的知識文化含量、超越的觀念、過人的智慧以及較為恬淡的心境、閑情逸致和濃濃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語堂閑談散文的整體風貌。
它反映了一般閑談散文應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學陶情、消遣、啟人心智等另類功用。
它以閑適為主調。
“閑適”是對“娓談筆調”、“個人筆調”等等的總括,也是一切閑談散文的基本美學特征。
此特征使閑談散文區別于戰斗的那一類,也區別于感傷頹唐或偏于熱烈抒情、幻想的那一類。
林語堂曾認為,“無論題目是多么嚴重,牽涉到祖國的慘變和動亂,或文明在瘋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毀滅,使人類失掉了自由、尊嚴,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標,或甚至于牽涉到真理和正義的重要問題,這種觀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種不經意的、悠閑的、親切的態度表現出來。
” 這話可疑。
面對巨大的災難或極端的丑惡,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閑適的心境,運用漫談的筆調去寫作,而只會代之以激憤、狂怒和義正詞嚴的聲討。
這也就是閑談散文和閑適筆調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有些不合時宜和不得不自處邊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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