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東方神韻的美學風格
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風格正是其散文觀念的完美體現。
季先生在《日譯<季羨林散文集>前言》中自稱其散文深受中國古典散文、英國散文以及日本近現代散文的影響，努力保持著東方特有的神韻。
總體來說，季先生因其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熟稔、對散文藝術性的重視、以及對“真情”的強調，使其散文在內容上表現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在形式上更多的表現出語樸情醇的藝術風格，正所謂“浮花浪蕊豈真芳，語樸情醇是正行；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1] 鐘敬文先生的概括是相當準確的。
季先生出身農村，雖然青年時期留學國外，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但是季先生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2]。
季先生在散文中表現出豪放曠達、淡泊名利、以德報怨的心態，以陶淵明的詩句作為人生格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更是其人生哲學的鮮明寫照。
這些都表現了季先生的道家情懷，但是季先生的散文更多地表現出儒家的濟世精神，這主要體現在季先生深沉的鄉土情感和赤誠的愛國之心：季先生心系土地，心憂祖國。
無論走到哪里，無論身在何處，季先生都心懷鄉土、心念親人，在散文中以一片赤誠之心表達對鄉土與親人的熱愛。
如季先生的《月是故鄉明》中的“心飛向故里”，又如《聽雨》表達了自己的“戀鄉”情結：“我生在鄉下，雖然六歲就離開，談不上干什么農活，但是我拾過麥子，撿過豆子，割過青草，劈過高粱葉。
我血管里流的是農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畢生對農民和農村懷著深厚的感情。” 季先生是農民之子，正如沈從文等現代作家一樣，季先生從不忌諱自己的鄉下人身份，他始終對農民和農村懷有深情，他即使身在城市也關心農民的收成，關心天氣給農村帶來影響。
《母與子》寫于1934年，這篇散文表達了作者對母親逝世的無盡悲哀與痛苦，同時表達了對農村婦女喪子的同情和憐憫。
在這篇散文中，季先生的感情是深沉的，他對舊時代的農村苦難有著深切的體會，“我們同樣都是被惡運踏在腳下的的苦人，當悲哀正在啃著我的心的時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淚浸透你的面孔呢？”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季先生的散文中，母親是一個崇高的形象，季先生始終對母親懷著深沉的思念和無盡的悔恨，如在《賦得永久的悔》中，季先生幾乎是撕肝裂膽地寫道：“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了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于地下。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這篇文章作于1994年，距離母親去世已有六十余年，但季先生對母親的逝世仍是如此痛苦，可見母親在季先生心中是多么的崇高；季先生生在孔孟之鄉，深受儒家文化的陶冶，“不忘母恩”在季先生心中是超越一般的信念，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季先生年輕時外出求學是時代必然，但他始終惦念著母親，然而“子欲養而親不待”，母親的去世使季先生未能盡孝，季先生的悲痛悔恨之情就更加深切了。
在母親形象的情感陶冶下，季先生在散文中塑造了眾多母性形象，如《母與子》中的老婦人、《夜來香開花的時候》中的王媽，這些農村婦女同季先生的母親一樣，經歷了一生的苦難，結局卻異常凄慘，季先生把這些農村婦女與母親形象放置在一起，表達了對她們無限的同情和憐憫。
作為長年漂泊異鄉的留學生，季先生在國外有的是凄清與孤獨，有的是對母親和外祖母的無盡思念，“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線”，季先生的思鄉之情是難以排遣的，愛國之情在思鄉的基礎上油然而生，如他在《海棠花》中寫到：“鄉思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
但是在這垂盡的五月天，當自己心里填滿了憂愁的時候，有這么一團濃烈的鄉思壓在心頭，令人感到痛苦。
同時我卻又愛惜這一點鄉思，欣賞這一點鄉思。
它使我想到：我是一個有故鄉和祖國的人。
故鄉和祖國雖然遠在天邊；但是現在它們卻近在眼前。
我離開它們的時間愈遠，它們卻離我愈近。
我的祖國正在苦難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啊！” 在季先生心中，故鄉與祖國是統一體，思鄉與愛國也是統一的，思鄉之切體現的是愛國之深，如他在《去故國》中寫到：“我真不愿意離開這祖國，這故國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給溫熱的感覺。
但我終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中畫下的一條路走。
我只希望，當我從異邦轉回來的時候，我能看到一個一切都不變的故國，一切都不變的故鄉，使我感到不到我曾這樣長的時間離開它，正如從一個短短的午夢轉來一樣。” 從鄉思到愛國，是情感的升華，季先生一生都關注著國家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他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中寫到：“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 季先生對親人的思念，對農民的同情，故鄉的追憶，對祖國的憂思，都是真情的噴發，是絕假純真，是一念之本心，體現的是知識分子自覺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一方面，季先生散文以真情為勝，尤其是那些思念母親的散文，具有催人淚下的藝術感染力。
另一方面，季先生在創作中有著自覺的藝術追求，“我追求的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涵，形式似散，經營慘淡，有節奏性，有韻律感，似譜樂曲，回環往復，萬勿率意，切忌顢頇。”[3] 季先生散文創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也為后人奉獻了一些堪稱經典的散文作品，其在結構安排、意象與意境的構造以及語言的運用上都表現出了相當高的水平，與其藝術追求相得益彰。
首先，季先生在散文創作中講究結構的安排。
如早期散文《母與子》就以雙線結構全文，明線表現作者在母親去世后的寂寞與悲哀，暗線表現老婦人思念兒子時的悲苦與凄涼，結尾兩條線索統一起來，突出“我們都是被惡運踏在腳下的苦人”。
又如《夾竹桃》運用的是“開頭設懸念，卒章顯其志”的結構方式。
鐘敬文在《季羨林散文全編序》中認為：“文字再樸實不過，情感再真純不過。
可是他建造的文學寶塔，卻帶有繁麗多姿的特點，可以說是一種復調的散文。” 所謂“復調的散文”，季先生的散文在結構意義上體現得更為明顯。
其次，季先生在散文創作中注意意象的選擇與意境的構造。
在季先生筆下，枸杞樹、海棠花、馬纓花、夾竹桃、石竹花、二月蘭等植物都寄托了作者特殊的情感，如在《二月蘭》中，二月蘭作為一種常見的野花，在季先生心中卻象征著一種人生哲學：它們“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無所謂悲與喜。
在《春滿燕園》中，作者鋪排了燕園花事漸衰的意境，是為了時代春天的到來作鋪墊。
在《馬纓花》中，作者構造了一幅孤寂凄涼的意境，是為了襯托馬纓花給人以希望和光明。
再次，季先生散文的語言樸實精練、莊重典雅，同時講究韻律美與節奏感，季先生曾經明確提出自己在散文語言上的追求：“理想的散文是淳樸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莊重而不板滯，典雅而不雕琢。”[4] 一方面，季先生的散文語言樸實精練，明白曉暢，不故作高深；同時季先生古典文學修養深厚，在敘事抒情的過程中，引經據典、妙語連珠，往往有著畫龍點睛的作用，無疑也增加了散文語言的莊重與典雅。
另一方面，季先生散文是真情的流露，為了配合情感的抒發，季先生的散文語言往往體現出韻律美與節奏感。
鐘敬文對季先生的散文語言極為推崇，他認為季先生的散文語言達到了文學的最高境界：“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
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
綜上所述，季羨林先生的散文觀念注重散文的藝術性，基本上與周作人開創的“美文”觀念一脈相承；在取材上倡導“身邊瑣事”，主張“以小見大”，也與林語堂的散文觀念相似。
然而，季先生在散文創作中始終表現出一顆愛國之心，表達對時代與環境的關注，取材雖小，卻心系土地，心憂天下，發揮了散文的社會功用，突破了“純文學”觀念的束縛，與魯迅等人的散文創作重在社會功利作用具有繼承關系，因此，季羨林先生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相當重要的。
同時，季先生在散文中表現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具有自覺的東方神韻的古典美學追求，因此，季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是相當重要的。
總的來說，現代與傳統在季羨林先生的散文中得到了很好的統一，在一定意義上，季羨林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后一位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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