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三、讀書的姿態
在學界享有盛名的《讀書》雜志，創刊號上有一名文《讀書無禁區》，直接針對那時的諸多清規戒律。
人為地劃定禁區，說這些書能讀，那些書不能讀，未必有效果。
歷朝歷代，那么多禁書令，全都行不通。
越是朝廷查禁的書，讀書人越感興趣。
不是說“雪夜閉門讀禁書”嗎，那可是很高雅的。
就說《金瓶梅》吧，經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編，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讀書沒禁區，可閱讀有路徑。
也就是說，有人會讀書，有人不會，或不太會讀書。
只說“開卷有益”，還不夠。
讀書，讀什么書，怎么讀？有兩個說法，值得推薦。
一是淸末文人孫寶瑄的，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說，書無新舊，無雅俗，就看你的眼光。
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反過來，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
林語堂說的更有趣：只讀極上流的，以及極下流的書。
中流的書不讀，因為那些書沒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
最上流的書必須讀，這不用說，誰都會這么認為。
可為什么要讀極下流的書呢？極下流的書里，泥沙混雜，你可以沙里淘金——因為社會偏見，很多先知先覺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
還有一點，讀這種書的人少，你偶爾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
很多寫文章的人，都有這習慣，即避開大路，專尋小徑，顯得特有眼光。
這策略，有好有壞。
金克木有篇文章，題目叫《書讀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中，說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言，少時見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覺得有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么幾十種，是讀得完的。
這是教人家讀原典，不要讀那些二三手文獻，要截斷眾流，從頭說起。
其實，所謂的“經典”，并不是凝固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甚至不同性別，經典的定義在移動。
談“經典”，不見得非從三皇五帝說起不可。
善讀書的，不在選擇孔孟老莊那些不言自明的經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認可的潛在的經典。
補充一句，我主張“讀經典”，但不主張“讀經”——后者有特定含義，只指向儒家的四書五經，未免太狹隘了。
談到讀書，不能不提及閱讀時的姿態。
你的書，是擱在廁所里，還是堆在書桌上，是放在膝蓋還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還是隨便翻翻，閱讀的姿態不同，效果也不一樣。
為什么？這涉及閱讀時的心態，再往深里說，還關涉閱讀的志趣與方法等。
舉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魯迅是怎樣讀書的。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說，自己有個“隨便翻翻”的閱讀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么，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不用心,不費力,拿這玩意來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要翻，已經過時的書也要翻，翻來翻去，眼界自然開闊，不太容易受騙。
這“隨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
可必須記得，魯迅說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是“當作消閑的讀書”，“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
這就是魯迅雜文的特點，怕你膠柱鼓瑟，說完了，自我調侃，甚至自我消解，讓你培養獨立意志與懷疑精神。
確實如此，魯迅還有另一種讀書姿態。
就拿治小說史來說，魯迅稱：“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不是信》)。
將《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三書，與《中國小說史略》相對照，不難發現魯迅著述態度的嚴謹。
比起同時代諸多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才子來，魯迅的學術著述實在太少；許多研究計劃之所以沒能完成，與其認真得有點拘謹的治學態度有關。
可幾十年過去了，塵埃落定，不少當初轟動一時的“名著”煙消云散，而《中國小說史略》卻依然屹立，可見認真也有認真的好處。
回到讀書，該“隨便翻翻”時，你盡可灑脫；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時候，你可千萬馬虎不得。
所有談論大學校園或讀書生活的，都揀好玩的說，弄得不知底細的，以為讀書很輕松，一點都不費力氣。
你要這么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掛在口頭的輕松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才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四、讀書的樂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讀書與職業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
大學里，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都變成純粹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太可惜了。
理想的狀態是，不只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
讀書必須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種可能性：好讀書，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讀書；好讀書且求甚解——那是學者讀書；不讀書，好求甚解——這叫豪杰讀書。
后面這句，是對于晚清“豪杰譯作”的戲擬。
自由發揮，隨意曲解，雖說別具一格，卻不是“讀書”的正路。
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必須跟下面一句連起來，才有意義：“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這里關注的是心境。
所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何解說？為自家功名讀書，為父母期待讀書，或者為祖國富強而讀書，都有點令人擔憂。
為讀書而讀書——據葉圣陶稱，鄭振鐸談及書籍，有句口頭禪“喜歡得弗得了”(《<西諦書話>序》)——那才叫真愛書，真愛讀書。
讀書這一行為自身，也就有了意義，不必“黃金屋”或“顏如玉”來當藥引。
將讀書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或者像龔自珍自嘲的那樣“著書都為稻粱謀”，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古之學者，讀書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學者，則是為著述而讀書。
今日中國，學術評價制度日漸刻板，學美國，“不出版，就死亡”。
于是，大家見面，不問讀了什么好書，只問出了什么新書，還有申請到什么課題。
真不知道如果不報課題，還讀不讀書。
我的感覺是，這種為著述而讀書的習慣，很容易使閱讀失去樂趣。
作為學者，你整天手不釋卷，如果只是為了找資料寫論文，也會走向另一極端，忘記了讀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教訓。
十幾年前，為了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我猛讀了很多好的、壞的武俠小說。
讀傷了，以致很長時間里，一見到武俠小說就頭疼。
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學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讀書。
我寫過兩本閑書《閱讀日本》和《大英博物館日記》，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復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閱讀樂趣。
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
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并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
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后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里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
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
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淵明所說的“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讀書人的共同體會；不僅“忘食”，還可能忘了生死。
剛才提到的《閱讀史》中，有一幅攝于1940年倫敦大轟炸期間的照片，很感人。
坍塌的圖書館，靠墻的書架并沒倒下，瓦礫堆中，三個男子還在怡然自得地閱讀。
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志。
這本書中，穿插了大量關于書籍以及閱讀的歷史圖像，很好看；遺憾的是，關于中國的，只有一幅16世紀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書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