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在我的短文里，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沒了…… 我從貝滿女中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
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于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
至于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博引，十分無趣。
在理預科學習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
關于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
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課就輕松多了！就是這一年，1920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并成燕京大學。
校長是司徒雷登。
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
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
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
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
在上課前后，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
他們似乎也很靦腆。
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后面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面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兒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
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里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
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制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后，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
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勝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
只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讓，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來熟了以后，男同學們當面都說我“厲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后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里，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里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伙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
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
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里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教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得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
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
我和魯迅先生只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后，就只坐在講臺下聽講了。
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里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
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
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
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
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臺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
只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后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志云，18歲，我識得字，只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
她問我：“校長，你多大年紀了?”
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
我們女校里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
忘了是哪一年，總在20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里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
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
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只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
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場做戲而已。
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
于是我扮演了新娘。
凌淑浩，也就是凌淑華的妹妹，當了新郎。
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
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面龐。
她們以后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里，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
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
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e Boy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800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我當然愿意。
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么意外？
我對家里什么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只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
后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
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只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
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
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
同時鮑女士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
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只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
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1923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
文科里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
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只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
這時因為必須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
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
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
于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
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
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
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
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
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癥狀。
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么大病癥。
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了。”
于是我一面預備行裝，一面結束學業。
在畢業典禮臺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8月3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
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
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8月17日，美國郵船杰克遜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