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謹的教師。
這種風格在現實生活里也許很好,但出現在“藝術人格”里卻不見得動人。
《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賞月的場合交持得一清二楚。
最后的一句半是,“妻在屋里拍著閏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
我悄俏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全文的最后一句則是:“這樣想著,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么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這一起一始,給讀者的鮮明印象是:作者是一個大夫,父親。
這位大夫賞月不帶太大,提到太太的時候也不稱她名字,只同一個家常便飯的“妻”字。
這樣的開場和結尾,既無破空而來之喜,又乏好處收筆之姿,未免太“柴米油鹽”了一點。
此外,本文的末段,從“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為盛”到“于是又記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為止,約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經據典,仍然不脫國文教員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
這種趣味宜于抬學,但在一篇小品文中并不適宜。
《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一文的后半段,描寫作者在河上遇到游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攬生意,一時窘得兩位老大子“踧不安”,欲就還推,終于還是調頭搖手拒絕了人家。
當時的情形一定很尷尬。
其實古典文人面對此情此景當可從容應付,不學李白“載妓隨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賞琵琶,復哀舊妓,既反映社會,復感嘆人生。
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么就但然點唱,要么就一笑而去,也何至手足無措,進退失據?但在《槳》文里,歌妓的七板子去后,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經經討論起自已錯綜復雜的矛盾心理來了。
一討論就是一千字:一面覺得押妓不道德,一面又覺得不聽歌不甘心,最后又覺得即使停船聽歌,也不能算是呷妓,而拒絕了這些歌妓,又怕“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
朱自清說:
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愿憑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來呢?我寧愿自己騙著了。
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于被它壓服著。
我于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眾目昭彰的時候。
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眾賦予的;在民眾的面前,自然更顯出它的威嚴了。
這種冗長面繁瑣的分析,說理枯燥,文字累贅,插在寫景抒情的美文用,總覺得理勝于情,頗為生硬。
《前赤壁賦》早也在游河的寫景美文里縱談哲理,卻出于生動而現成的譬喻;逝水圓月,正是眼前情景,信手拈來,何等自然,而文字之美,音調之妙,說理之圓融輕盈,更是今人所難企及。
浦江清在《朱自清先生傳略》中盛譽《槳》文為“白話美術文的模范”。
王瑤在《朱自清先生的詩和散文》中說此文“正是像魯迅先生說的漂亮縝密的寫法,盡了對舊文學示威的任務”。
兩說都失之夸張,也可見新文學一般的論者所見多淺,又多么容易滿足。
就憑《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與《荷塘月色》一類的散文,能向《赤壁賦》、《醉翁亭記》、《歸去來辭》等古文杰作“示威”嗎?
前面戲稱朱、俞二位做“老夫子”,其實是不對的。
《槳》文發表時,朱自清不過二十六歲;《荷》文發表時,也只得三十歲。
由于作者自塑的家長加師長的形象。
這些散文給人的印象,卻似乎出于中年人的筆下。
然而一路讀下去,“少年老成”或“中年沉潛”的調子卻又不能貫徹始終。
例如在《槳》文里,作者剛謝絕了歌舫,論完了道德,在歸航途中,不知不覺又陷入了女性意象里去了:“右岸的河房里,都大開了窗戶,里面亮著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著的仙女的臂膀。
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戶賞月,但心中浮現的形象卻盡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
在《綠》文里,作者面對瀑布,也滿是少婦和處女的影子而最露骨的表現是:“我用手拍著你,撫摩著你,如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
我又掬你人口,便是吻著她了。
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么?”用異性的聯想來影射風景,有時失卻控制,但在20年代的新文學里、似乎是頗為時髦的筆法。
這種筆法,在中國古典和西方文學里是罕見的。
也許在朱自清當時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讀來,卻嫌它庸俗而肢淺,令人有點難為情。
朱自清散文的滑稽與矛盾就在這里:滿紙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臨實際的歌妓,卻又手足無措。
足見眾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機械化的美感反應,便是壓抑了的欲望之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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