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作品風格:
1、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
名篇《岳陽樓記》,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2、詩歌上,范仲淹主張“范圍一氣”、“與時消息”。
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
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
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
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3、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擴展資料:
范仲淹所處時代背景:
唐末五代,士風敗壞。
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從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風的建設,最終形成了宋代知識分子新的精神風貌。
宋代“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為宋代士大夫營造了新的生存環境,成為宋代士風轉變的時代文化大背景。
范仲淹注重個人品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經歷中身體力行,最終歸納為“先憂后樂”的精神風貌。
范仲淹憂患意識的來源主要來源于孔孟思想。
范仲淹在憂樂這對矛盾中,提出了“先憂后樂”的思想。
這種憂樂意識是在吸收儒學的基礎上,弘揚發展后所作出的總結。
范仲淹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諫。
這年7月,江淮、京東一帶旱災嚴重。
范仲淹奏請朝廷遣使救災,仁宗皇帝置之不理。
范仲淹憤然質問:“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撫江淮,范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減免鹽茶稅、禁民淫祀,回朝時還將百姓吃的烏味草帶回京城。
請仁宗傳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
其憂民愛民之情可見一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在被貶抑時,不以自身沉浮為意,仍不忘其憂國憂民之“癡心”。
“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宋史·范仲淹傳》言: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正是這種意識的最好佐證。
范仲淹則是從士人角度講不管個人處境如何,都要憂國憂民,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這可以說是中國史上對士人承擔社會責任的首次明確闡述,是士人高揚主體精神的充分表現。
是宋代知識分子積極參政、勇擔責任的典型體現。
這也標志著士人徹底從政治、經學附庸中解放出來,找回了個體的人生尊嚴和價值。
可以看做是對孔孟儒學的超越和發展。
錢穆先生認為“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啟之”,將范仲淹看做是開啟宋學的先驅人物。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