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懷古
(臺)張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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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撐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從云端唱到山麓,從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只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混沌天涯。
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云;一陣杜鵑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呤也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清,聽也聽不清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株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的。
春天必然會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若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萬戶的屋梁受盡風欺雪擾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
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
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在《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嚙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汁,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的飛騰,一只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雙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紗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脈。
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侯,他們決定將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的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只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
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它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于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蜜蜂去編冊。
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
而風,交檐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囪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春之懷古(張曉風)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撐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了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從云端唱到了山麓,從山麓唱到了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只小鴨的黃蹼,唱入融融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混沌無涯。
一聲雷,可以無端的惹哭滿天的云;一陣杜鵑啼,可以都急了一城杜鵑花。
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清,聽也聽不清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株柳的分號。
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沒邏輯,而仍可以好的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萬戶的屋梁受盡風欺雪壓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
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有如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一段故事:《詩經》之前,在《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嚙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汁,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到的飛騰,一雙患痛風的腿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相告的時侯,他們決定將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
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
而所有的鳥都有不是好的數學家,它們嘰嘰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于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給蝴喋去點數。
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
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
而風,交給檐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囪與煙囪之間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8月7日上午。
陜西省軍區興慶路干休所。
繞過一棵無花果樹,上二樓,開門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這正是我們的采訪對象———78歲的老戰士田進春老人。
茶幾上擺著紙筆,老人剛剛寫完一張簡歷。
“你看看,我做過地下黨,當過小學的黨支部書記,還做過軍人服務社的主任。
沒有什么突出成績。”花白頭發、氣色很好的老人笑著。
說話間,老人的女兒來了,她找出老人家鄉山西汾陽的一本地方雜志,翻出一篇文章———《劉胡蘭式的小**員》,這篇人物小傳記載的英雄形象就是田進春。
田進春出生在一個開明紳士之家。
1938年春,日寇入侵汾陽后,她的父親田極壽利用在村里擔任閭長為掩護,積極支持抗日。
家里的深宅大院成為八路軍的秘密聯絡站。
田進春那時只有11歲,活潑機靈,個頭小,不被敵人注意,經常為抗日政府轉送情報。
13歲時,她秘密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
“連我家人都不知道哩!”眼前的老人還是笑著,流露出當年的精靈氣兒。
革命信念的熏陶,加上父親榜樣的力量,讓她多次機智地保護了黨組織和八路軍。
抗日干部在家里開會,田進春就去放哨。
一旦發現情況不妙,就不慌不忙地把干部引到院子里,幫他們在柴垛、炭窯里躲好。
一次,八路軍干部李平和幾名同志從山上下來剛端起飯碗,一個暗哨進來說,鬼子的便衣來了!田進春推開后窗讓他們跳進后院藏起來。
沒想到從前門進來的鬼子特務耍了個花招,以抗日干部的口氣說,給八路軍預備的糧食和鞋在哪里,我們奉山上之令下來取走。
要知道田進春當時還是個小姑娘,稍有疏忽就會出現閃失。
她見來人鬼頭鬼腦,就也兜起了圈子,說,什么八路軍,什么鞋子?我不知道是咋回事。
村外忽然槍聲大作,那家伙不敢久留,溜了。
那位在柴草垛子里躲過一劫的八路軍干部李平,抗戰勝利后與田進春結為夫妻。
“其實這一次不是最驚險的!”老人說起驚險二字依舊笑語盈盈。
194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一隊日本鬼子闖到田進春家里,要他們交出八路軍。
母親被鬼子打了一個耳光。
父親被逼跪在地上,洋刀在他頭上晃來晃去。
田進春也被鬼子和偽軍圍住了,鬼子的刺刀寒光閃閃。
“這群家伙問我要八路軍。
我說白天上學,晚上回來就睡覺啦,沒有見過八路軍。
他們又問見過大槍嗎?”老人比畫著,“當然說不知道啦。”
1984年,田進春離休后,喜歡寫詩和書法。
她用詩作記錄當年的情景:那時十三四,懵懂一少年。
正值抗日期,讀書兩三年。
秘密參加黨,服務聯絡站。
文件和公款,責任在一肩。
鬼子刺刀閃,逼我吐真言。
紅心向著黨,舍命保安全。
將要參加“百名抗戰老兵入城式”活動的田進春老人說:“我要通過入城式,再次告訴人們,勝利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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