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蘇軾詞藝術的創新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曠世奇才，他的詩、文、詞都有高深的造詣，尤其是他創作的詞更是開一代新風，雄視百代，影響深遠。
南宋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 東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明確道出了蘇軾詞的藝術創造性及在詞史上的偉大意義。
詞產生于花間樽前，興起于歌筵舞席，是娛賓遣興的工具。晚唐溫庭筠和花間詞人一開始就奠定了詞抒艷情的基調。
雖然五代馮延己、李煜及北宋晏殊、歐陽修對花間詞作了小小的反撥，但是直到蘇軾詞的出現才打破了有史以來“詩莊詞媚”的舊框架，突破了狹隘的應歌之作，使詞取得了與詩同等的地位，成為士大夫們抒發懷抱，議論古今的工具。 蘇軾以其揮灑自如、自由奔放的創作個性，擺脫傳統詞的束縛，大膽革新詞體，詞史上稱之為“以詩為詞”（1）。
蘇軾的“以詩為詞”使詞在題材內容上沖破“艷科”藩籬，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2）。在手法風格上，和詩一樣直抒胸臆，隨物賦形，將高遠清雄的意境和剛健奔放的風格相結合；在形體聲律上，不以應歌合樂為目的，而是突破倚聲協律的常規，滿心而發，恣意抒寫。
本文著重談蘇軾詞在題材、風格、聲律三方面的成就和創新。一 蘇軾以前，詞的范圍很小，限制很多，自然無法表露詞人的真情實感。
至蘇軾，為詞注入了自我形象，凡可以入詩的都可以入詞，且“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3），表達了自由的思想和真實的情感。他的詞多為感事之作，“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放筆快意，揮灑自如，使詞的題材范圍不再拘泥于晚唐以來描寫男女戀情、離愁別恨的綺靡的格套，而是“天地萬物、嘻笑怒罵，無一不鼓舞于筆端。”
（葉燮《原詩》卷一） 蘇軾詞內容豐富，題材開闊，姿態萬千。其中有抒寫政治抱負的詞，如《陽關曲》（受降城下），有緬懷英雄戰功的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有抒發人生感慨的詞，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有吟唱深厚友情的詞，如《滿庭芳》（三十三年），有寄寓政治失意的詞，如《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有表現名花芳獨幽的詞，如《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有清新淡遠的農村詞，如《浣溪沙》五首，有詠物詞《水龍吟》（似花還似飛花），有寫景詞《行香子》（一葉輕舟），另外還有許多談禪說理、酬贈留別、傷春感時的詞作。
比起前人詞，蘇軾使詞的創作走向正視現實，面向社會和真實人生的大道，極大地拓寬了詞的取材范圍。 蘇軾從小即有遠大的志向，因此在引入新的題材，描寫新的主題時突出表現了抒發愛國激情，向往英雄事業，反映人民疾苦的主題。
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他在射獵中所激發的要為國殺敵立功的壯志，這些都為南宋辛棄疾、張孝祥等人的愛國詞奠定了基礎。同時，蘇軾也是第一個把農村題材引進詞中并真實反映農業生產、同情農民疾苦的詞人。
這與他多次遭貶謫，久作地方官是密不可分的。在外任職期間，蘇軾深入農村生活，親身體驗了農民的生活，寫出的農村詞清新淳樸，散發著濃郁的泥土芳香，洋溢著真摯的思想感情。
由于仕途坎坷，蘇詞中借物言志，吊古懷今，表露復雜的心情，帶有政治色彩的詞作也是隨處可見，如《卜算子》中以孤鴻自喻，表達了不愿與世沉浮的生活態度，同時也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敗。這些都是蘇軾詞在題材上的開拓創新。
雖然蘇東坡大膽革新詞風，但由于生活的時代及前人詞風都對他或多或少有影響，再加上蘇軾也是很客觀的，他對前人詞采取了批判繼承的觀點。他認為：“雖可喜，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
他雖然反對艷科媚詞充斥文壇，他卻能以達觀的態度看到這些“可鄙”之作中的“可言之處”。如他雖然不滿柳詞中的淫靡之作，對秦觀學柳七變作詞而語含譏諷之意，但對柳詞中意象高遠的特色有獨到的賞識。
蘇軾的《水龍吟·詠楊花》是此類作品的代表作。由此可見，蘇東坡改革詞風的目的并不是消滅婉約艷科詞，而是不愿讓取悅于人的虛情假意淹沒了詞人的樸質情感，蘇軾追求的是脫口而出，自然天成，追求藝術的真實性，使“所見者真，所知者深”（4）。
這樣，蘇軾詞在其詞作的題材內容上就無所局限，情之所至，筆至所到，從根本上打破了詞為艷科的舊傳統，大大地開拓了詞的題材，并提高刷新了詞的意境。二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如是說，足見蘇軾的詞給人一種清新樸素的感受，可以說蘇軾是以豪放詞派的開山祖師著稱的。
蔣兆蘭說宋代詞家源出于唐五代，以清切婉麗為宗，還說“自東坡以浩瀚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蘇東坡之所以在詞史上有此等高的地位，是因為他開一代豪放詞風，創立豪放詞派，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豪放派作品。
正如姚斯所云：“一部文學作品，即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感受。
它喚起以往閱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姚斯將作品的理解過程當作讀者期待視域對象征的過程。
因而這里“豪。
2.蘇軾詞藝術的創新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曠世奇才，他的詩、文、詞都有高深的造詣，尤其是他創作的詞更是開一代新風，雄視百代，影響深遠。
南宋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 東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明確道出了蘇軾詞的藝術創造性及在詞史上的偉大意義。
詞產生于花間樽前，興起于歌筵舞席，是娛賓遣興的工具。晚唐溫庭筠和花間詞人一開始就奠定了詞抒艷情的基調。
雖然五代馮延己、李煜及北宋晏殊、歐陽修對花間詞作了小小的反撥，但是直到蘇軾詞的出現才打破了有史以來“詩莊詞媚”的舊框架，突破了狹隘的應歌之作，使詞取得了與詩同等的地位，成為士大夫們抒發懷抱，議論古今的工具。 蘇軾以其揮灑自如、自由奔放的創作個性，擺脫傳統詞的束縛，大膽革新詞體，詞史上稱之為“以詩為詞”（1）。
蘇軾的“以詩為詞”使詞在題材內容上沖破“艷科”藩籬，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2）。在手法風格上，和詩一樣直抒胸臆，隨物賦形，將高遠清雄的意境和剛健奔放的風格相結合；在形體聲律上，不以應歌合樂為目的，而是突破倚聲協律的常規，滿心而發，恣意抒寫。
本文著重談蘇軾詞在題材、風格、聲律三方面的成就和創新。一 蘇軾以前，詞的范圍很小，限制很多，自然無法表露詞人的真情實感。
至蘇軾，為詞注入了自我形象，凡可以入詩的都可以入詞，且“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3），表達了自由的思想和真實的情感。他的詞多為感事之作，“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放筆快意，揮灑自如，使詞的題材范圍不再拘泥于晚唐以來描寫男女戀情、離愁別恨的綺靡的格套，而是“天地萬物、嘻笑怒罵，無一不鼓舞于筆端。”
（葉燮《原詩》卷一） 蘇軾詞內容豐富，題材開闊，姿態萬千。其中有抒寫政治抱負的詞，如《陽關曲》（受降城下），有緬懷英雄戰功的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有抒發人生感慨的詞，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有吟唱深厚友情的詞，如《滿庭芳》（三十三年），有寄寓政治失意的詞，如《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有表現名花芳獨幽的詞，如《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有清新淡遠的農村詞，如《浣溪沙》五首，有詠物詞《水龍吟》（似花還似飛花），有寫景詞《行香子》（一葉輕舟），另外還有許多談禪說理、酬贈留別、傷春感時的詞作。
比起前人詞，蘇軾使詞的創作走向正視現實，面向社會和真實人生的大道，極大地拓寬了詞的取材范圍。 蘇軾從小即有遠大的志向，因此在引入新的題材，描寫新的主題時突出表現了抒發愛國激情，向往英雄事業，反映人民疾苦的主題。
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他在射獵中所激發的要為國殺敵立功的壯志，這些都為南宋辛棄疾、張孝祥等人的愛國詞奠定了基礎。同時，蘇軾也是第一個把農村題材引進詞中并真實反映農業生產、同情農民疾苦的詞人。
這與他多次遭貶謫，久作地方官是密不可分的。在外任職期間，蘇軾深入農村生活，親身體驗了農民的生活，寫出的農村詞清新淳樸，散發著濃郁的泥土芳香，洋溢著真摯的思想感情。
由于仕途坎坷，蘇詞中借物言志，吊古懷今，表露復雜的心情，帶有政治色彩的詞作也是隨處可見，如《卜算子》中以孤鴻自喻，表達了不愿與世沉浮的生活態度，同時也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敗。這些都是蘇軾詞在題材上的開拓創新。
雖然蘇東坡大膽革新詞風，但由于生活的時代及前人詞風都對他或多或少有影響，再加上蘇軾也是很客觀的，他對前人詞采取了批判繼承的觀點。他認為：“雖可喜，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
他雖然反對艷科媚詞充斥文壇，他卻能以達觀的態度看到這些“可鄙”之作中的“可言之處”。如他雖然不滿柳詞中的淫靡之作，對秦觀學柳七變作詞而語含譏諷之意，但對柳詞中意象高遠的特色有獨到的賞識。
蘇軾的《水龍吟·詠楊花》是此類作品的代表作。由此可見，蘇東坡改革詞風的目的并不是消滅婉約艷科詞，而是不愿讓取悅于人的虛情假意淹沒了詞人的樸質情感，蘇軾追求的是脫口而出，自然天成，追求藝術的真實性，使“所見者真，所知者深”（4）。
這樣，蘇軾詞在其詞作的題材內容上就無所局限，情之所至，筆至所到，從根本上打破了詞為艷科的舊傳統，大大地開拓了詞的題材，并提高刷新了詞的意境。二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如是說，足見蘇軾的詞給人一種清新樸素的感受，可以說蘇軾是以豪放詞派的開山祖師著稱的。
蔣兆蘭說宋代詞家源出于唐五代，以清切婉麗為宗，還說“自東坡以浩瀚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蘇東坡之所以在詞史上有此等高的地位，是因為他開一代豪放詞風，創立豪放詞派，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豪放派作品。
正如姚斯所云：“一部文學作品，即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感受。
它喚起以往閱讀的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姚斯將作品的理解過程當作讀者期待視域對象征的過程。
3.闡述蘇軾對傳統詞的創新
蘇軾是一位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都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作家。
他以豁達的襟懷、淵博的學識，揮動如椽扛鼎筆，涌出驚天動地文。放筆快意，一瀉千里，蘇軾的詞更為后人稱道。
他的筆觸及婉約、豪放、清曠詞等各領域，對前人繼承的同時，更多的是創新，一改宋初文壇上浮靡綺麗的文風。 在西方，“風格”一詞源于希臘文，本意為“雕刻刀”，后引申出比喻意。
在文學活動中，則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創作個性。我國有“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之說，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風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其人的創作個性和風度。
反之其創作個性和風度也影響文風的形成。首先對風格一詞作一個界定，對討論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有所裨益。
東坡無疑是詞壇的大手筆，他將詞的內容，由先前狹隘的兒女艷科，擴展到詠史、說理、懷古、談玄、感時傷事，旁及山水田園，真正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詞的題材既然牢牢配合了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那么在風格上也是多樣的。
他既能豪放高曠，又能清麗韶秀。所以針對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問題，不能一言而蔽之，否則會犯以偏概全之誤。
而應對詞中不同類型與傳統詞進行觀照來尋找對傳統的創新。當然哪種詞風領導主流，要看這一類型詞在詞人創作中的數量、地位、價值等。
所以本文試從農村詞、詠物詞兩種題材和婉約、豪放兩種詞風角度來闡述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問題，同時兼及出現突破的緣由。這樣更能凸現蘇軾詞風的整合化與多樣化。
蘇軾把詞的題材領域擴大到農村，寫農民的生活和勞動，在作者之前還很少出現過。農村詞是蘇軾的一大開拓，它的出現，為宋詞的社會內容開辟了新天地。
詞在產生之初有不少隱逸之作，如張志和的《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但所寫的田園風光充滿士大夫情趣，缺乏濃厚的生活氣息。蘇軾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
這組詞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農村風貌，文筆清麗，宛若一幅豐富多彩的農村生活風俗畫。蘇軾農村詞中展現了農村風光，描繪了農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蘇軾詞中出現了農村婦女的形象，這在古典詩詞特別是農村詞中是一種創新。
蘇軾《浣溪沙》詞曰：“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此處“絡絲娘”既指蟲，也雙關繅絲的婦女，從側面反映了初夏農村的生活及情趣。
“層層”言作物茂盛，“光”言葉片滋潤有光澤。詞從視覺、嗅覺、聽覺勾出一幅蠶熟季節的農村風俗人情畫。
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攝取了夏季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繪成一幅恬淡和諧的圖畫。后寫羈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酒困尋水，全詞有景有人，由形有聲有色，鄉土氣息濃郁。
語言淺白易懂，脫口而出，風趣天成。 東坡在文學的許多方面都有開創，這種革新的精神，同樣體現在他對詠物詞的創作上。
除去一般性的繼承傳統外，比如詞采用賦的手法。如柳永的《觀海潮·東南形勝》全詞鋪陳夸張，融山水盛況與都市豪華于一體。
但這樣的佳作畢竟少數。這種手法在前人那里更多易于流弊。
究其原因在于它們忽視了賦與詞兩種文體的差別，只是一味的描摹外物，而沒有滲透進自己的感情。采用賦的手法容易造成詞在有限的空間中大量鋪陳物象，排比詞藻、堆砌名物，通過增加知覺空間密集度的辦法來凸顯空間。
盡管這樣有其心理學的依據：那就是一個內部充滿密集的點的實心圓，比一個空白的圓在同一個白色基底上顯得更為突出和引人注目。這種寫法片面強調了“賦者，鋪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但忽略了賦“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的另一個方面，尤其是后者“體物寫志”。
蘇軾在詠物詞中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實際上，“體物”——細致的描摹物態，“寫志”——寄托內心的情態。
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詠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詠物詞中，“體物”和“寫志”均未達到上乘。
然而在婉約詞中，不少詠嘆佳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可視為特殊的詠物之作。“體物”描寫得可謂淋漓盡致。
比如張先的《浣溪沙》：“水滿池塘花滿枝，亂香深里語黃鸝。東風吹軟弄簾幃。
日正常時春夢短，燕交飛處柳煙低，玉窗紅子斗茶時。”“體物”者只是類型化的描繪物之外形，“寫志”這描寫的亦是類型化的志趣。
又如歐陽修《玉樓春·子規》，這里所詠的子規，只是一個寓意的載體，所寫的情也是類型化的閨中怨情，與歐陽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詞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詠物詞也是這種形態。
直至東坡，才將“體物”與“言志”發揮到很高的水平，使詠物詞有了更大的寫作空間。比如蘇軾的《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最工”。
可見一代國學大師對蘇軾的評價之高。在一般人所寫的詠物詞中，玩弄詞藻，內容空洞、重復，如前所述的采用賦的手法通病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