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論述南宋詞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
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臨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戰論與主和論尖銳對立，而中原地區已委之于異民族。許多人成為被逐出故鄉的流亡之身的現實，喚醒了人們心胸中激烈的悲憤之情與民族意識。因此，不久后，絕響已久的豪放詞派再興的機運產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詞人是辛棄疾，他生長于金統治下的山東，加入了反抗壓迫政權的義軍而戰斗，后來返歸南宋。他性格剛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個徹底的主戰論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厭而不遇。
他的詞作，寄托有備嘗殆盡的亡國之痛，與收復中原的悲壯心愿，而極盡激烈豪放。然而作為其支柱的仍是纖細而敏銳的感受性，那種調子具有另一種意味的瀟灑而典雅的風格。他也作了不少寫景詠物的優秀作品，而同樣尤多假借風物以述憂世之志與人生議論之作，還時時表現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評為“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論為詞”。
取其號被稱為稼軒體，而成為豪放派典范的那種詞風，可以說更大地擴展了由蘇軾取得新開展的詞之領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認，詞的特色因此而變得淡薄了。無論如何，辛棄疾作為豪放派的領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詞人。
這一時期與辛棄疾共同被列為豪放派的有張孝祥、朱敦儒、陸游等。其中張孝祥英年謝世，然而其歌詠收復中原熱情純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較辛棄疾年輩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時詞多柔婉，在身歷目睹國難的中年以后，轉而歌詠憂國心情，然而不如辛棄疾激烈，總的看來較沉郁。特別是在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帶有虛無的意味。
陸游作為詩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為強硬的主戰論者，其詞也滿溢著激情，晚年時同樣表現出閑淡的詞境。
紹興十一年（1141）經高宗與宰相秦檜之手，對金和約簽訂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饒的江南地區之經濟就進展了，主戰論的熱情被束之高閣，民心向往奢侈與享樂。在這種風氣中，繼承周邦彥傳統的婉約派又表現出興盛的活動。相對于豪放派重視述志之詞，結果使詞與樂曲逐漸分離，他們在表現上爭艷斗麗，在音律上悉心鉆研，代表南宋前期這種傾向的是姜夔與史達祖。
姜夔未能登進士第，一生無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資助而度過一生。他雖然晚年也有唱和辛棄疾之詞，不無憂國之調，然而他的本領仍然是吟詠艷情風物的唯美之作。較之賀鑄、周邦彥，他用典較少，以自創新意之修辭為支點的高格調，被視為有“清空”之趣。特別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詞旁注記樂譜的作品，在其詞集中出現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為復原當時的曲調所存的，唯一的貴重手稿。
后期，所謂“文人墨客”，宦途無成，而憑其詩文書畫等藝術才能游歷各地度過一生之風氣，在姜夔之后愈益興盛，這成為南宋中葉后一種社會現象。
為這種階層之出現帶來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撐它的豐饒的經濟能力，然而不管怎樣，在那樣的文人墨客中，雖然其優秀的一部分，以無官之身而同時兼為風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會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漸近于幫閑與游藝者的，也為數不少。于是在這類文人們的從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出賣品的藝術技能中，詞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詞為職業的專門詞人多有產生，他們成為南宋后期詞的承擔者。
這類專門詞人的特征是幾乎都有唯美傾向，工于音律修辭而極盡精致，這種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達祖身上已能窺見。豪放派的詞至辛棄疾，愈益失去其相對于詩的特異性，可說僅僅采用詞的形式，而前述傾向，與之相對而有一種再度追求詞的獨自境界，使之鮮明的沖動。同時，由于把詞作為專門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價值的動機。
達到這一風潮頂點的是吳文英，他也是位經常往來于蘇、杭之間，同時而成為各地權要之門客的游士，晚年的情況不很清楚。吳文英也多自度曲，成為其詞風基調的，是一種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現、造句，均極盡華麗而曲折，同時又使他的詞變得極其晦澀。詞至吳文英，可說是極盡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時也愈益特殊化，成為脫離一般人的東西。
這一時期屬于豪放派的詞人，僅可舉出劉克莊之名，而其風格不出辛棄疾之流亞。
2.話說南宋詞和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3.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 ”
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
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4.南宋的詩詞一般有哪些常見的思想感情
南宋時期的詩詞難免都帶有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
南宋初期的詩詞大多是感概南北分裂之苦 痛惜大好河山落入外敵手中 悲憤朝廷無力抵抗入侵者。以及對家鄉對故土對老友親人的昔年 和落魄他鄉的自憐自哀
例：葉紹翁的“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 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表現了南渡文士對國事的感慨。
到了中期 更多的是表達自己誓死抵御外敵 愿為國家奉獻自己的豪邁情懷
例：陸游《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晚期 對生靈涂炭的悲哀 對水生火熱的無奈 對美好過去的懷念
例：范成大《州橋》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
忍淚失聲問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5.贊美南宋的詩句
名稱】： 題①臨安邸②
【體裁】： 七言律詩
【年代】： 宋代
【作者】：林升
【原文】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譯文】
青山之外還有青山，高樓之外還有高樓，湖中的游客皆達官貴人，他們通宵達旦與歌舞女一起尋歡作樂，紙醉金迷，這種情況不知何時才能罷休？暖洋洋的春風又似當時的人們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風氣，使那些逃難者竟忘乎所以，只圖偷安宴樂于西湖，并陶醉其中，竟把杭州當成了曾繁榮的宋朝首都汴州。寫了作者對南宋統治者只顧吃喝玩樂，卻忘了江山被撕裂，蹦碎的恥辱和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