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詞的歷史背景,歷史影響
詞在宋代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詞本起源于民間,始于中唐的一種配樂歌唱的新文學形式,成熟于五代,到宋代達到高峰,宋朝是詞豐富多彩的時代。詞的發展是同城市經濟的繁榮分不開的,當然也與音樂的發達有極大的關系。宋詞的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璋所編《全宋詞》,共著錄詞人一千三百三十多家,作品達一萬九千九百多首。就詞的體制來說,比詩體要復雜得多。詞的形式,基本上是長短句,只有少數詞才是字句整齊的。詞一般都分為兩段,通常叫上、下片(或稱上、下閡),而不分段或分三、四段的是極少數。詞中聲調的規定特別嚴格,每個句子里用字,都要講究平仄聲的區別,安排韻腳也因詞調而各不相同。
宋代涌現出許多杰出的詞人。他們熟練地運用格律技巧,精雕細琢,寫出許多絢爛多彩、風格優美、文字凝煉的詞章,表現出我國古典文學的藝術特色,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柳永,蘇拭、辛棄疾、陸游和女詞人李清照等。
2. 歷史變遷對李清照詞的影響
李清照(1084~1155?) 宋代女詞人。
自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今屬山東)人。
父格非,官至禮部員外郎、京東路提點刑獄。出自韓琦門下,又曾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學識淵博,尤用意于經學,在齊、魯一帶頗負盛名。
后因列于元□黨籍而被罷官。平生著述較多,現僅存《洛陽名園記》一卷。
母王氏,是狀元王拱辰孫女(《宋史·李格非傳》),一說為漢國公王準孫女(莊綽《雞肋編》),也知書善文。 生平 李清照一生經歷可以宋室南遷為界,分作前后兩個時期。
前期 李清照早年隨父住在汴京、洛陽,受過較好的文化教養。她工書,能文,兼通音律,"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王灼《碧雞漫志》)。
在元符三年(1100)左右,寫有《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受到當時人們的好評。建中靖國元年(1101)18歲時,與吏部侍郎趙挺之幼子趙明誠結婚。
明誠當時21歲,在太學當學生,喜好收蓄前代石刻。婚后不久,新黨蔡京當政,趙挺之升任尚書右丞。
他們極力打擊舊黨,"籍記元□黨人姓名,不得與差遣"。李格非時為提點京東刑獄,竟因在黨籍而被罷官。
李清照當時曾獻詩給趙挺之試圖救援其父,詩中有"炙手可熱心可寒"的話,可見在她婚后李家曾經遭到政治上的不幸,她對趙挺之的行事是有所不滿的。 約在崇寧二年(1103),趙明誠開始出仕,曾任鴻臚少卿。
他們夫妻志同道合,"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錄后序》)。經他們的搜求尋訪,日積月累,其所藏蓄的亡詩逸史、古今名人書畫和古器物,逐漸增多。
大觀元年(1107),趙挺之死于京師,趙家隨即也遭受了政治上的災禍。當時蔡京為左仆射,由于忌恨趙挺之而對趙家進行誣陷。
但因查無實據,所以只追奪了趙挺之的官職。趙明誠弟兄可能即因此而失官。
李清照便和趙明誠回到了青州(今山東益都)趙氏的故里。 趙明誠屏居鄉里的時間在10年以上。
他們"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更加努力地訪求古碑、文物。大約在宣和三年(1121),趙明誠又重新出仕。
先是出守萊州(今山東掖縣)。任滿后,改守淄州(今山東淄博市),又授直秘閣。
這一時期,他們開始編寫《金石錄》,并繼續搜集古物、碑銘,一同鑒賞、考訂,在學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靖康元年,金人圍攻汴京。
次年,趙明誠母死于金陵,明誠攜書15車南下奔喪。隨之,北宋亡。
高宗即位后,明誠起知建康府。這時北方大亂,趙家青州故第十余屋的書冊什物被焚。
李清照只攜小部分文物隨人群逃難,從此開始了她在南方的苦難生活。 后期 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懷著國破家亡之痛南逃至建康。
她極關心國家命運和當時的政治形勢,寫有"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的詩句,表達了對于南宋朝廷茍且偷安的極大不滿。次年,趙明誠移知湖州(今屬浙江),他駐家池陽(今安徽貴池),只身馳赴建康受命,不幸病倒。
當清照從池陽乘舟趕到建康時,明誠已經病危,不久死去。她懷著極大的悲痛斂葬了丈夫。
這時金兵又大舉南侵,建康形勢緊急,朝廷已開始疏散、逃亡。李清照派人先將書冊、金石刻送往洪州(今江西南昌),準備去那里投奔趙明誠的妹丈以避亂。
但洪州又失陷,道路不通。并且大部分文物又在戰亂中散失。
在趙明誠病重期間,他的朋友張飛卿曾攜一玉壺來看望他。這件事竟被人傳成是他們夫妻以玉壺頌金,并聽說有人已向朝廷告發。
這樣的政治陷害使李清照大為驚恐,她決定將家中所有的銅器等物品進獻朝廷,以求得洗刷和解脫。于是,她便追隨著高宗逃難的路線輾轉避亂,從越州到明州,經奉化、臺州入海,又經溫州返回越州。
最后,在紹興二年,又從越州移居杭州。這期間她不但承受著政治上的壓力,而且大量書畫、硯墨被盜,孤獨一身,各地漂泊,境況極其悲慘。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資料記載,李清照曾經改嫁,但后來學者對此頗有爭議。 這一年冬,金人南犯,她又自臨安避亂金華,次年才返回臨安。
關于李清照晚年的生活情況缺乏資料記載,但她曾寫詩送韓肖胄、胡松年使金,曾作《打馬圖經》及"自序",還曾攜前人墨跡訪米友仁求題跋。這說明她一直在關心國家大事,并且一直在從事文學創作和學術活動。
創作 李清照工詩,能文,更擅長詞。從藝術成就上看,她的詞超過了詩和文。
從總的情況看,她的創作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時期生活的變化而呈現出前后期不同的特點。 從李清照北宋時期創作的為數不多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她的生活領域和精神境界是比封建社會一般女子寬闊的。
基于對北宋王朝現實政治的清醒認識,在《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中,她提出"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青今具在",主張吸取唐王朝天寶之亂的歷史教訓。宣和三年寫于萊州的《感懷》詩,表達了對于官場庸俗生活的厭惡。
另外,在早年她還寫過一篇《詞論》,提出詞"別是一家"的說法,認為詞分五音、五聲、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因稱晏殊、歐陽修、蘇軾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稱柳永詞,"變舊聲作新聲","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是宋代的重要詞論。總之,她的詩、文講歷。
3. 宋詞在歷史上的影響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體,詞創作中“復雅”之呼聲更為迫切、更為強烈,貫徹得亦最為徹底,以至形成“雅詞”這樣一個特殊概念。
其間必定有歌詞創作特定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對此,可以做兩個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詞”源自民間,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詞”被重新發現,詞源于民間俗文學的觀點已得到廣泛承認。
隋唐之際發生、形成的曲子詞,原是配合一種全新的音樂--“燕樂”歌唱的。“燕”通“宴”,燕樂即酒宴間流行的助興音樂,演奏和歌唱者皆為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層樂工、歌妓。
且燕樂曲調之來源,主要途徑有二:一是來自邊地或外域的少數民族。唐時西域音樂大量流入,被稱為“胡部”,其中部分樂曲后被改為漢名,如天寶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個胡名樂為漢名。
《羯鼓錄》載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來曲。后被用作詞調的,許多據調名就可以斷定其為外來樂,如《望月婆羅門》原是印度樂曲,《蘇幕遮》本是龜茲樂曲,《贊浦子》又是吐蕃樂曲等等。
《胡搗練》、《胡渭州》等調,則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調來自南疆,如《菩薩蠻》、《八拍蠻》等等。
部分曲調直接以邊地為名,表明其曲調來自邊地。《新唐書·五行志》說:“天寶后各曲,多以邊地為名,如《伊州》、《甘州》、《涼州》等。”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也說:“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伊州為今新疆哈密地區,甘州為今甘肅張掖,涼州為今甘肅武威,熙州為今甘肅臨洮,石州為今山西離石,渭州為今甘肅隴西,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邊州。
燕樂構成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外來音樂。二是來自民間的土風歌謠。
唐代曲子很多原來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記箋訂》對教坊曲中那些來自民間的曲子,逐一做過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劉禹錫《竹枝詞序》說:“余來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
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
又如《麥秀兩歧》,《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見聞錄》言五代朱梁時,“長吹《麥秀兩歧》于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和聲唱,其詞凄楚,及其貧苦之意。”宋代民間曲子之創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樂志》言北宋時“民間作新聲者甚眾”,如《孤雁兒》、《韻令》等等。
燕樂曲調的兩種主要來源,奠定了燕樂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辭的俚俗淺易的文學特征。歌詞在演唱、流傳過程中,以及發揮其娛樂性功能時,皆更加穩固了這一文學創作特征。
歌詞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與正統的以雅正為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
努力擺脫俚俗粗鄙、復歸于風雅之正途,便成了詞人們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詞以描寫艷情為主。
張炎說:“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于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
(《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征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艷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艷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
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艷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被后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艷科”范圍。
即使是“艷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著“艷”的情味 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于被孔子屏棄的*的“鄭衛”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蘊供回味。
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于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后人“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為其曲意解釋。
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后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
這種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艷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托喻之想。
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煉,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于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為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蘇軾是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
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說:“雅正為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
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
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于詩,也同樣融之于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
4. 中國古代詩歌與時代變遷的關系
先秦詩歌主要以詩經和楚辭為代表,詩經是中國民間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源泉,楚辭則是文人創作詩歌和浪漫主義詩歌的源泉,詩經中的國風部分內容樸實,語言自由貼近生活,楚辭瑰麗浪漫,汪洋恣肆,反映了楚地的方言和信仰。
漢魏六朝,主要是樂府詩歌,既有民間創作,也有文人創作,既有敘事詩歌,也有抒情詩歌,字數以四言五言為主,這一時期出現了“樂府雙璧”《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辭》,以及《古詩十九首》。魏晉時期的詩風開始趨向清新健朗,即“魏晉風骨”,三國時期開始出現后來的邊塞詩萌芽,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了后來山水田園詩的萌芽。
唐宋是詩詞發展的高峰期,唐詩主要有山水田園派和邊塞派兩大創作流派,體例上古體詩與近體詩(格律詩)齊頭并進,風格多樣,異彩紛呈,涌現出了一大批杰出詩人。唐中后期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推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思想。
宋代詞這種形式得到了空前發展,并逐漸由五代和北宋早期的婉約風格開始向豪放派轉變,南宋詞多懷念故土和收復失地的內容,情感。元明清時期單獨的詩歌創作逐漸衰落,更多的是與曲、戲劇、小說等文學形式融合,清代由于文字獄的影響,詩歌創作走向沒落。
總體來說,詩歌在字句、格律、體制等方面是日漸發展的,從先秦的三言四言到后來的五言七言,格律的要求也日益嚴格。從內容上講,每個時代的詩歌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性格。
5. 宋朝的歷史,如宋詞等
簡介 宋詞是宋代最有特色的文學樣式上詞,它兼有文學與音樂兩方面的特點.每首詞都有一個調名,叫做“詞牌”,依調填詞叫“依聲”.詞別名“長短句”( 在宋代以后,可以說長短句是詞的別名,但是在北宋時期,長短句卻是詞的本名;在唐代,長短句還是一個詩體名詞). 派別 宋詞是繼唐詩之后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還有一種為花間派. 宋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觀、晏殊、晏幾道、周邦彥、姜夔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蘇軾、岳飛、陳亮、陸游、歐陽修等. 花間派的代表人物:溫庭筠等. 價值 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里汲取營養,又為后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養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人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初期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間,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于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一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于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一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后,對于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一起共同推動了詞這一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升華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蘇軾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當時的士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艷情的巢窠,升華為一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編輯本段發展歷程 起源 詞最早起源于民間,后來,文人依照樂譜聲律節拍而寫新詞,叫做“填詞”或“依聲”.從此,詞與音樂分離,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的格律詩.五、七言詩句勻稱對偶,表現出整齊美;而詞以長短句為主,呈現出參差美. 發展 宋詞的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承襲“花間”余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第二個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這三個階段在時間上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在一起的;就其發展演變的實際情況看,繼承與創新也不是相互脫節的. 唐代從西域傳入的各民族的音樂與中原舊樂漸次融合,并以胡樂為主產生了燕樂.原來整齊的五、七言詩已不適應,于是產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為活潑的詞. 高峰 由于詞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娛賓遣興之作,故有“詞為小道、艷科”、“詩莊詞媚”之說.隨著詞的發展,經柳永、蘇軾,逐漸擴大了詞的題材,至辛棄疾達到高峰,成為和詩歌同等地位的文學體裁.編輯本段詞的類別 大致有5種: 1、按長短規模分,詞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以內)和長調(91字以上,最長的詞達240字).一首詞,有的只有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兩段,稱雙調;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稱三疊或四疊. 2、按音樂性質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臺、序子 、法曲、大曲、纏令、諸宮調九種. 3、按拍節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小令,拍節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 4、按創作風格分,大致可以分為婉約派和豪放派. 5、按詞牌來源分. 關于詞牌的來源,大約有下面的三種情況: ⑴本來是樂曲的名稱.例如《菩薩蠻》,據說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蠻國進貢,她們梳著高髻,戴著金冠,滿身瓔珞(瓔珞是身上佩掛的珠寶),象菩薩.當時教坊因此譜成《菩薩蠻曲》.據說唐宜宗愛唱《菩薩蠻》詞,可見是當時風行一時的曲子.《西江月》、《風入松》、《蝶戀花》等,都是屬于這一類的.這些都是來自民間的曲調. ⑵摘取一首詞中的幾個字作為詞牌.例如《憶秦娥》,因為依照這個格式寫出的最初一首詞開頭兩句是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所以詞牌就叫《憶秦娥》,又叫《秦樓月》.《憶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謝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詠“江南好”的詞,最后一句是“能不憶江南”,所以詞牌又叫《憶江南》.《如夢令》原名《憶仙姿》,改名《如夢令》,這是因為后唐莊宗所寫的《憶仙姿》中有“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等句.《念奴嬌》又叫《大江東去》,這是由于蘇軾有一首《念奴嬌》,第一句是“大江東去”.又叫《酹江月》,因為蘇軾這首詞最后三個。
6. 宋詞的影響和地位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
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
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原因如下: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
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
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7. 關于宋詞(婉約豪放): 宋詞主要傳承了什么朝代的風格
宋詞是一種新體詩歌,宋代盛行的一種漢族文學體裁,標志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
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
始于漢,定型于唐、五代,盛于宋。宋詞是中國古代漢族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漢族文學的閬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
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艷,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 宋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蘇軾(豪放派)、辛棄疾、柳永(婉約派)、、李清照。
詞又稱曲子詞、長短句、詩余,是配合宴樂樂曲而填寫的歌詩。詩和詞都屬于韻文的范圍,但詩只供吟詠,詞則入樂而歌唱。
詞是詩的別體,它最初是配音樂唱的。詞的特點在于它是長短句,詞牌是詞的調子的名稱。
不同的詞牌在總句數、句數,每句的字數、平仄上都有規定。 詞的形式有以下特點: 1、每首詞都有一個表示音樂性的詞調(詞牌)。
一般說,詞調并不是詞的題目,僅只能把它當作詞譜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詞人為了表明詞意,常在詞調下面另加題目,或者還寫上一段小序。
2、詞一般都分兩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闋),不分段或分段較多的是極少數。 3、一般詞調的字數和句子的長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詞的句式參差不齊,基本上是長短句。 5、詞中聲韻的規定特別嚴格,用字要分平仄,每個詞調的平仄都有所規定,各不相同。
豪放派創始人蘇軾,代表人;辛棄疾 婉約派代表人創始人:李清照 李清照為兩宋女詞人,蘇軾為北宋前期詩人, 故:豪放派先婉約派 花間派 中國晚唐五代詞派。五代后蜀趙崇祚選錄唐末五代詞人18家作品500首編成《花間集》(10卷),其中除溫庭筠、皇甫松、和凝、孫光憲外,其余如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顧夐、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
他們的詞風大體相近。后世因而稱之為花間派。
溫庭筠、韋莊是其代表作家,二人雖都側重寫艷情離愁,但風格不同,溫詞秾艷華美,韋詞疏淡明秀。其余詞人,多蹈溫、韋余風,內容不外歌詠旅愁閨怨、合歡離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調不高。
但鹿虔扆、歐陽炯、孫光憲也有一些較有現實意義的作品。花間詞在思想上無甚可取,但其文字富艷精工,藝術成就較高,對后世詞作影響較大。
《花間集》有南宋紹興、淳熙、開禧年間3種刻本。今人李一氓《花間集校》,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婉約派 中國宋詞流派。明確提出詞分婉約、豪放者,一般認為是明人張詅。
婉約,即婉轉含蓄。詞本為合樂而歌,娛賓遣興,內容不外離愁別緒,閨情綺怨。
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間集》和李煜詞為代表的香軟詞風。北宋詞家承其余緒,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雖在內容上有所開拓,運筆更精妙,并各具風韻,自成一家,但仍未脫離宛轉柔美之風。
故明人以婉約派來概括這一類型的詞風。其特點主要是內容側重兒女風情,結構深細縝密,音律婉轉和諧,語言圓潤清麗,有一種柔婉之美。
但內容比較狹窄,人們形成了以婉約為正的觀念。婉約詞風長期支配詞壇,直到南宋,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大批詞家,皆受影響。
李清照的《漱玉集》、李之儀的《姑溪詞》,歐陽修的《六一詞》,柳永的<<雨霖鈴>>都是很好的作品。 宋詞風格流派之一。
明確提出詞分婉約、豪放兩派的,一般認為是明人張綖(字世文),著有《詩馀圖譜》、《南湖詩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說:“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
王又華《古今詞論》所引張說,大意略同。稍晚于張綖的徐師曾(字伯魯,明嘉靖時人),在《文體明辨序說》中也指出:“至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
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為正。”徐師曾的說法與張綖相近。
婉約與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風格流派繁富多樣的宋詞,但可以說明宋詞風調具有或偏于“陰柔”之美、或偏于“陽剛”之美的兩種基本傾向,有助于理解宋詞的藝術風格。 婉約,是宛轉含蓄之意。
此詞始見于先秦,魏晉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學辭章,如陳琳《為袁紹與公孫瓚書》:“得足下書,辭意婉約。”陸機《文賦》:“或清虛以婉約。”
在詞史上宛轉柔美的風調相沿成習,由來已久。詞本來是為合樂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為娛賓遣興,演唱的場合無非宮廷貴家、秦樓楚館,因此歌詞的內容不外離思別愁、閨情綺怨,這就形成了以《花間集》為代表的“香軟”的詞風。
北宋詞家承其余緒,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人,雖在內容上有所開拓,運筆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風韻,自成一家,然而大體上并未脫離宛轉柔美的軌跡。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漁隱叢話》后集)、“軟媚”(《詞源》)、“綢繆宛轉”(《酒邊詞序》)、“曲折委婉”(《樂府馀論》)等語,來形容他們作品的風調。
明人徑以“婉約派”來概括這一類型的詞風,應當說是經過長時期醞釀的。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閨語”:李清照 婉約派四。
8. 宋代文化對宋代文學的影響
宋詩在繼承唐詩的基礎上,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從思想內容看,宋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政治斗爭方面都有所擴展,但又缺乏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追求遠大理想的積極昂揚的精神;而在抒發民族斗爭中的愛國憂國的情緒上,又比唐詩熾熱和深切。這是由時代的條件決定的。
宋朝比之以往的幾個統一王朝來,是中央集權最為集中的朝代。這一方面對鞏固宋朝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御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軍權集中帶來了宋朝軍隊訓練不良,戰斗力削弱,政權集中帶來了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財權集中又刺激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享樂。
所以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正是在積貧積弱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倡導“變法”,改革弊政,形成了變法運動。
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詩**新運動,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會黑暗和統治階級政治斗爭的現實主義傾向,都和這種社會政治情況有關,跟變法運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如梅堯臣《汝墳貧女》、《田家語》;歐陽修《食糟民》、《邊戶》;王安石《兼并》、《省兵》;蘇軾《荔支嘆》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變法運動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缺乏遠大的政治前途一樣,在宋詩中也缺乏唐詩中積極昂揚的政治進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壯歌。
這是一。其次,宋朝從開國之初直到滅亡,一直處于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不斷侵擾和威脅之中,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軟弱王朝。
宋王朝對他們一再割地求和、輸幣納絹、稱臣稱侄。但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官員,尤其是廣大漢族人民群眾,是不能忍受這種受侮辱、被奴役的處境的,他們表現了可歌可泣的斗爭精神,因此宋代詩歌中(包括詞)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就越來越顯得突出。
宋初路振《伐棘篇》對國恥國難的慨嘆,蘇舜欽《慶州敗》對敗于西夏的“羞辱中國堪傷悲”,蘇軾《祭常山回小獵》、《和子由苦寒見寄》等所表達的“與虜試周旋”的決心,都是例證。而在北宋滅亡以后,更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
偉大詩人陸游正是在南鄭戎馬生活中找到了創作的生命,為苦難的祖國歌唱了一生;在南宋滅亡前后,文天祥、謝翱、林景熙、鄭思肖、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后的光彩。這是唐詩中所沒有的。
從藝術旨趣和風格看,宋詩主要向思理、顯露和精細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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