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朝程朱理學的影響
程朱理學,簡稱理學,是指中國宋朝以后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學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他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紛擾擾縱橫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欲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圣賢(儒家最高修為者,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并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
繼后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后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后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
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陸九淵、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浚、陳獻章、王守仁、王艮、劉宗周……等。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
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致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
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
宋以后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適應。 發展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
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
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欲的色彩并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后,已帶有濃厚的禁欲主義色彩。
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并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狂歌五柳前”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后世所見的“道學臉孔”。
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后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欲”。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里借鑒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后,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
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后世儒生必讀。 繼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清朝以后,“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
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在五四之后,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尤為一致的是,朱熹的理學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 條目 討論 編輯本頁 歷史 不轉換 簡體 繁 程朱理學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和南宋理學家朱熹思想的合稱。
二程曾同學于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后人。
2. 程朱理學的主要內容及影響(簡要的概括)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 相關書籍其基本觀點包括: 1理一元論的唯心主義體系,認為理或天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 2、理一分殊,認為萬事萬物各有一理,此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為理一; 3、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人欲”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違背禮儀規范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將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視為人欲,是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欲主義結合起來. 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適應了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后期發展的轉變,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增強的需要,他們以儒學為宗,吸收佛、道,將天理、仁政、人倫、人欲內在統一起來,使儒學走向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等級特權的統治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理論指導,適應了增強思想上專制的需要,深得統治者的歡心,成為南宋之后的官學。
3. 程朱理學及其與宋朝政治的關系,乃至對其后中國的影響
1.
二程學說的出現,標志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朱熹則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致的
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標志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2.
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適應了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后期發展的轉變,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增強的需要,使儒學走向政治哲學化,對儒學發展有重要影響。
3.
在南宋后成為官學。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
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后
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
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
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束縛思想,扼殺人性,具有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4. 宋代程朱理學對文化(書法、繪畫等)的影響
你好!
程朱理學建成之后,曾在金國和蒙古國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產生了較大影響。元朝定理學為官學,其影響超過了宋代。明承元制,崇奉朱學為正宗,直至明末清初之際王夫之等人對理學展開總批評、建立起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之后,才宣告理學的終結。宋代理學家所建構起來的、以倫理為主體的哲學本體論,將中國文化重倫理的傳統精神推到極至,從而對宋代以后的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深遠而又復雜的影響,馮天瑜在《中國文化史綱》中把這種影響歸結為禮治秩序重建、“內圣”經世路線高揚和理想人格的建樹 三個方面,現做適當引申于下:
1、理學的建構使得中國的禮治秩序在經過了魏晉六朝的亂世裂變之后得以重建。理學家們對“禮”重新詮釋,使“禮”在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倫常系統中獲得了至關緊要的地位,仁義禮智信成了終古不易的天理,“禮”的權威性和永恒性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已確認。而且,理學家們在哲學意義上確立了“禮”在宇宙大系統中的絕對權威,更對現實社會中的禮儀秩序加以描繪或規范,使之具體化。如二程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朱熹則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理學家們無不在人倫關系中強制注入以“理”為依據的封建綱常倫理。經過理學家“天理化”的人倫關系,變成了一個具有貴賤等差秩序的網絡,在重建傳統禮治秩序的同時,使之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2、理學的建構使得中國古代的經世路線由“外王”事功轉為“內圣”修身。將原始儒家“內圣”之學提到空前的本體高度,從而造成中國經世(治世)路線的改變,這是理學的又一深刻影響。在孔子那里,“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圣外王是一體的。后來孟子發揮了“內圣”之學,荀子則高揚“外王”之學。此后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都奉行“外王”經世路線,而且事功顯赫。但是,統治者也發現,沒有人性心靈的修養也不行。在西方,鑄造靈魂和限制君權的任務由宗教和神學來完成。在宗法家國宗教占主導地位的中國,這一任務則是由理學家來完成的,即以“內圣”控“外王”,它要求人們不管做什么事,必須先學會修身做人。“內圣”之學對中國文化性格的影響深遠而廣泛。
3、理學的建構使得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得以完善和實現。理學家都行“圣人之教”,以求達到“內圣”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的意蘊大體有三:一是“孔顏樂處”。二是“民胞物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天理與人倫相互溝融的經典概述,展示了中華民族博大而寬廣的胸懷。三是浩然正氣。宋代理學家建樹理想人格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品格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載宣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見《張載集》),文天祥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他們所傳遞下來的社會、歷史、道義責任感,閃爍著理想人格的燦爛光輝。
5. 程朱理學對宋代文人、書法、繪畫有什么影響
程朱理學建成之后,曾在金國和蒙古國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產生了較大影響。元朝定理學為官學,其影響超過了宋代。明承元制,崇奉朱學為正宗,直至明末清初之際王夫之等人對理學展開總批評、建立起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之后,才宣告理學的終結。宋代理學家所建構起來的、以倫理為主體的哲學本體論,將中國文化重倫理的傳統精神推到極至,從而對宋代以后的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深遠而又復雜的影響,馮天瑜在《中國文化史綱》中把這種影響歸結為禮治秩序重建、“內圣”經世路線高揚和理想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1333332636336人格的建樹 三個方面,現做適當引申于下:
1、理學的建構使得中國的禮治秩序在經過了魏晉六朝的亂世裂變之后得以重建。理學家們對“禮”重新詮釋,使“禮”在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倫常系統中獲得了至關緊要的地位,仁義禮智信成了終古不易的天理,“禮”的權威性和永恒性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已確認。而且,理學家們在哲學意義上確立了“禮”在宇宙大系統中的絕對權威,更對現實社會中的禮儀秩序加以描繪或規范,使之具體化。如二程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朱熹則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理學家們無不在人倫關系中強制注入以“理”為依據的封建綱常倫理。經過理學家“天理化”的人倫關系,變成了一個具有貴賤等差秩序的網絡,在重建傳統禮治秩序的同時,使之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2、理學的建構使得中國古代的經世路線由“外王”事功轉為“內圣”修身。將原始儒家“內圣”之學提到空前的本體高度,從而造成中國經世(治世)路線的改變,這是理學的又一深刻影響。在孔子那里,“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圣外王是一體的。后來孟子發揮了“內圣”之學,荀子則高揚“外王”之學。此后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都奉行“外王”經世路線,而且事功顯赫。但是,統治者也發現,沒有人性心靈的修養也不行。在西方,鑄造靈魂和限制君權的任務由宗教和神學來完成。在宗法家國宗教占主導地位的中國,這一任務則是由理學家來完成的,即以“內圣”控“外王”,它要求人們不管做什么事,必須先學會修身做人。“內圣”之學對中國文化性格的影響深遠而廣泛。
3、理學的建構使得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得以完善和實現。理學家都行“圣人之教”,以求達到“內圣”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的意蘊大體有三:一是“孔顏樂處”。二是“民胞物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天理與人倫相互溝融的經典概述,展示了中華民族博大而寬廣的胸懷。三是浩然正氣。宋代理學家建樹理想人格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品格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載宣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見《張載集》),文天祥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他們所傳遞下來的社會、歷史、道義責任感,閃爍著理想人格的燦爛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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