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詩經》和《離騷》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有哪些
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由于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后世文學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譯本。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后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 。后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并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2. 離騷的比興的象征性與系統性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其中有些話不一定完全正確，但王逸首次看出了《離騷》與《詩經》在比興手法上的密切關系，還是很有眼力的。
一是比興手法具有豐富性。《詩經》作品多為短章，特別是《國風》中的民歌，這些作品篇幅本來就很短小，興句就一般只用在詩的開頭，比法也只存在于某一單句之中，由于是民間無名歌者的創造，所以這種比興是原始的、零碎的。但《離騷》就不是這樣了。《離騷》中的比興比這要豐富得多。本來，《離騷》的篇幅就具有一定的長度，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容量。在《離騷》中，僅香花美草就有二十五種之多，此外還有不少的雜草、動物、服飾、男女戀人、媒人等等，使比興呈現出一種無比的豐富性。
二是比興手法具有象征性。《詩經》中的比喻和起興大都比較單純，它們所涉及的事物往往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某一客體，這些文事物有的與詩歌的內容有一定的關聯，有的還沒有這種關聯。《離騷》中的比興就完全不是這樣。在《離騷》中，比興所涉及的事物與全詩的內容水**融，合而為一，不易分開。這些比興意象匯合在一起構成總體藝術形象，充滿了象征意味，如果抽去這些比興意象，《離騷》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三是比興手法具有系統性。《詩經》中的比喻和起興在一首詩中只是某種片斷的意象，它們或在開頭，或在篇中，往往是孤立的，彼此之間缺乏內在的聯系。但是在《離騷》中，各種不同的比興意象都組成了相應的系統，而且這些不同的系統往往還錯綜交織，層出不窮，呈現出絢麗多姿的景象。
如對楚王的稱呼，不同的提法包含著不同的意義，表達著不同的情感，一般來說，“美人”、“靈修”帶有褒義，包含著希望；而“荃”則隱含著指責的意味了。又如服飾，香花美草是主要的穿戴，再加上高冠、長劍和玉佩，把個詩人打扮得琳瑯滿目。
還有《離騷》中最不同凡響的要數男女戀人體系和植物體系這兩個比興系統了。它們各自獨立，又互相依存，包含著無比豐富的意蘊。
先從男女戀人體系來看。詩人以女子自比為出發點，又以男女戀情比喻君臣關系：“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再進而以媒人比喻政治上的中介人：“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進而，詩人又以心眾女妒美比喻群小害能：“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最后，又以女子失戀比喻被讒見疏：“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再從植物體系來看。詩人先對香花美草賦予善與美的品性，再把它們比喻成賢德之人：“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苣茝？”既而又把佩戴、飲食香花美草比喻刻苦自修：“扈江離與僻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接著，詩人又把培植香花美草比喻培養人才：“余既滋蘭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當然，以下香花美草的蕪穢就是比喻弟子的背叛變質了：“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另外，雜花惡草也成了小人的代名詞：“薋菉葹以盈室兮”，“ 榝又欲充夫佩幃。”當然，這還要包括茅，包括蕭艾。
以上男女戀人體系與植物體系在《離騷》中是互相交織出現的，這兩個比興系統相互關聯，相互補充，顯示出巨大的比喻，象征功能。
五是比興的自覺性。在《詩經》中，比興是民間口頭歌者所運用的形象思維方法，它的單一性和偶然性說明這些比興的運用一般來講是不自覺的現象。屈原的《離騷》卻是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比興手法了。詩人顯然是以《詩經》中的比喻、起興為借鑒，再根據自己抒情的需要加以改造和擴充。他就是這樣自覺地學習、繼承前人的藝術創作經驗，并以自己的實踐，大大擴展了形象思維的活動范圍，同時也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創作經驗。
3. 離騷的比興手法與詩經的比興手法有何不同
《離騷》繼承了《詩經》開創的“比興”傳統，廣泛運用了象征手法。對此，王逸在《離騷經序》中曾論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凰，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在這里，王逸認識到《詩經》比興手法對屈原的影響，也感覺到屈原對比興手法的發展，但對發展王逸只看到屈原運用了新的比興材料，擴大了比興的范圍，卻忽略了藝術本質的方面。其實，《離騷》中的比興早已超越了《詩經》比興個別事物的簡單類比，而把比興手法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完成了從比興到象征即從現實的藝術聯想到超現實的藝術想象的轉變和飛躍。
具體來說，《詩經》中的比往往比較簡單，即“以彼物比此物”，即使復雜如博喻，也不過是幾個比喻的簡單連綴；《詩經》中的興往往在詩的開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對全詩起著標示主題、烘托氣氛的作用。但無論比或興，《詩經》都取材于自然形態的物類事象，取喻于它們的自然屬性，而不是經過作者運用想象和虛構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屈原則把《詩經》中的比與興有機地結合起來，采取了比的手法，發揮了興的作用，使之具有了象征的功能。在《離騷》中詩人已經不再去單純地考慮事物的自然屬性，不再去追求自然事物與思想感受之間的簡單對應關系，而是把本體和喻體混成一體，融在統一的藝術形象中，并且通過想象和虛構，創造出一個飽含感情的藝術境界，構成一個五彩紛呈、出神入化的象征體系。蘭、蕙、菊、桂、杜衡等香草芳木象征美好崇高，菉、艾等惡草臭木則象征奸邪污穢。于是餐英飲露、披香戴芳，象征詩人不斷地進行著自身修養與完善；植蘭樹蕙、蒔香冀芳象征詩人辛勤地培養人才并寄予厚望，香草“荃”更成為君王的化身，香花惡草的對立也反映著楚國朝廷現實的政治斗爭。在這里，物我而一，融為一體，“物”不僅是人（或神）存在的環境，為人（或神）創造氣氛，而且就是人（或神）本身，這便與《詩經》中用作比興的事物有了本質不同。不僅如此，屈原還以現實為基礎，進行了超現實的奇幻想象，編織出一幅神話與人間交相輝映的絢麗畫面。“三求美女”、“靈氛占卜”、“巫咸降神”、“飄然遠逝”等等一幕幕融情于境的具有象征意義的藝術境界，構成了一個完美的象征體系。
把握以下三點：
1.突破了個別事物的簡單類比，本體與喻體之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聯系。
2.眾多的喻體，分別比喻同一個本體，并由此生發開去，構成一系列象征體系。如“香花香草”意象。
3.相同的喻體比喻不同的事物，并由此擴展開去，構成一系列象征體系。 如“美人”意象。
4. 《詩經》和《離騷》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有哪些
影響 傳統影響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 《詩經》立足于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展現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一“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為后世所代代繼承和發揚。 二、抒情詩傳統 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中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揚，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
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 ，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 ，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游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四、賦比興的垂范 《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代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詩經》民歌重疊反復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被后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
《詩經》以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后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詩經》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后代各體文學產生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363353763了重要影響。
魏晉時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學習《詩經》，創作四言詩。文學史上的賦、頌、箴、銘等韻文也都與《詩經》不無關系。
《詩經》的誕生（包括產生、采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在《詩經》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于口頭形式，一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時，中國詩歌開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創作格局，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式，也就是說，中國詩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詩經》時代。
《詩經》不僅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有形的歷史階段——四言詩，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詩歌創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詩，尤其五言詩，是在它基礎上的突破與擴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時代，也還有作者創作了不少四言詩，沿襲了《詩經》形式。 從詩歌的節奏韻律上說，《詩經》也為后世詩歌創了先例，尤其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為后世詩歌提供了范式與典型，這在詩歌創作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更重要的是，《詩經》在創作上首開了寫真的藝術風格——以其樸素、真切、生動的語言，逼真地刻畫和表現了事物、人物及社會的特征，藝術地再現了社會的本質，為后世文學創作（尤其詩歌創作）提供了藝術寫真的楷模與借鑒范式。具體地說，《詩經》為當時和后世活畫了一卷社會與歷史圖畫，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的面貌，謳歌了上古時代人民的勤勞、勇敢，鞭撻了統治階級的卑劣、無恥，為后世留下了立體的、具象的歷史畫卷，是一部豐富生動的上古時代百科全書。
域外影響 《漢書》記載，西漢時西域各國貴族子弟多來長安學習漢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連續發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毛詩鄭箋小雅》殘卷[26] ，確證是公元五世紀的遺物。新、舊《唐書》也記載，通過絲綢之路中國與西亞、羅馬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漢學者。
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撰寫者景凈是敘利亞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詩經》二三十處，這證明《詩經》從絲綢之路外傳歷史相當悠久。[27] 中國與印支半島和印巴次大陸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漢代。
漢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漢朝的教化，作為五經之首的《詩經》必然進入。在古代漫長的交往中，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有通曉漢學的人士。
在越南據史書記載：李朝十世以《詩經》為科試內容，黎朝十二世科試以《小雅·青蠅》句為題，士人無不熟誦《詩經》。從12世紀開始出現古越南文學多種譯本，越南詩文、文學故事中廣泛引用《詩經》詩句和典故，影響了越南文學的發展，某些成語并保存在現代越南語言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五經傳入朝鮮。當時朝鮮半島百濟、新羅、高麗三國分立，據《南史》記載，541年百濟王朝遣使請求梁朝派遣講授《毛詩》的博士，梁武帝派學者陸詡前往[28] 。
新羅王朝于765年規定《毛詩》為官吏必讀書之一。高麗王朝于958年實行科舉制，定《詩經》為士人考試科目。
講學《詩經》在朝鮮形成幾個世紀的風氣。到16世紀，朝鮮大學者許穆精研中國經學，現仍保存著他的《詩》說，《詩》說全面貫徹了孔子的詩教思想[29] 。
18世紀初編纂出版的朝鮮第一部時調集《青丘永言》，開拓了朝鮮近代詩歌創作的寬廣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編纂是借鑒孔子編訂《詩經》的思想和經驗[30] 。韓國67所大學中文系講授《詩經》，其中34所專門開設了必。
5. 《離騷》中的比興手法有何突出的藝術魅力
比興手法的運用
《離騷》繼承并發展了《詩經》的比興傳統。其具體表現為：在廣度上，它較多地應用比喻，構成龐大的比興系統；在深度上，較之《詩經》更為注意比興中“此物”與“彼物”的內在聯系，用作比喻的事物與全篇所表達的內容統一，富有象征性。如詩中用“美人”喻指楚懷王，用“眾芳”喻指群賢，用“椒、桂、蕙、茝”四種植物喻群賢，用香草“荃”喻楚懷王等等，把比興與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使詩中的意名勝具有了象征意義。
《離騷》是戰國詩人屈原創作的文學作品。“離騷”，東漢王逸釋為：“離，別也；騷，愁也。”《離騷》以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為主線，以花草禽鳥的比興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傳性回憶中的情感激蕩，和復沓紛至、倏生倏滅的幻境交替展開全詩。作品傾訴了對楚國命運和人民生活的關心，“哀民生之多艱”，嘆奸佞之當道。主張“舉賢而授能”，“循繩墨而不頗”。提出“皇天無私阿”，對天命論進行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豐富的想像，表現出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并開創了中國文學上的“騷”體詩歌形式，對后世有深遠影響。有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南宋朱熹《楚辭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賦注》等注本。
作者簡介
屈原（前340一前278），名平，楚國人，楚王同姓貴族。早年深得懷王信任，官左徒和三閭大夫。由于貴族保守集團的反對，終遭失敗，被懷王疏遠，放逐漢北。當楚國首都郢被秦兵攻破時，他在彷徨苦悶、悲憤憂郁的心情中投汨羅江自沉。作品有《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等篇，從不同的方面藝術地表達了他熱愛祖國的深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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