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是個多產的作家,雖沒有經歷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卻寫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生動而深刻的人物形象。
在《血》、《菜園》、《大小阮》中,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多年行伍生涯的影子;《邊城》描繪的是未被現代文明所污染的人性世界,優美自然而寧靜;《紳士的太太》揭露了兩個紳士家庭內部的種種丑行;《八駿圖》則諷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態,外表道貌岸然,內心卻是齷齪不堪。
作為京派小說的典型代表,多年的行伍、都市生活讓他有著頗多的感概。
“年輕的沈從文過早地直面著生活中的鮮血與陰暗,反促使他以后在形諸筆墨時形成了一種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藝術品格”。
最不讓他忘卻的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鄉下人情節”。
因而沈從文的創作目光也從來沒有脫離農村。
在早期的文學創作中,鄉土題材小說還是占據了主導地位。
發表于一九三O年的《蕭蕭》與《丈夫》,是沈從文最出色的短篇小說。
這兩部作品可以說是沿襲了二十年代魯迅先生開創的鄉土文學創作。
在體恤下層民眾的同時,更向我們展示舊中國農村種種違背人倫道德的陳規陋俗以及民眾尚未開化覺悟時的尊嚴喪失。
作者以輕松淺白的筆調觸及苦難的舊中國廣大農村那些沉默的靈魂深處。
這兩篇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使沈從文當之無愧地走在新文學杰出作家之列。
在這里,我們將主要針對后者作一番簡要的剖析,以期能夠從新的角度與新的層次上來了解領會作者所揭示問題的本質及意義所在。
《丈夫》一文著重于男主人公的心境變化,在復雜的思想斗爭之后與妻子雙雙攜手拋棄花船,回到生養他們的土地去,這正是農民的人性回歸,也正驗證了 “從哪里來,就到哪里去”這句俗語。
一
二十世紀的湘西,這個可以看做是沈從文故土情節之所在,是漢、苗、土家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區。
小說《丈夫》是寫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故事。
來自于窮鄉僻壤的年輕女子“老七”,由于維持生計,不得不上城里來賣身。
為了鋪排故事的矛盾沖突,作者特意選擇了丈夫前來探望妻子幾個場景,作了繪聲繪色而又淋漓盡致的描述。
其間還穿插介紹了與之相關的鄉風民俗和社會背景,穿插刻劃了幾位主要人物性格以及他們相互間的微妙關系,讀來別有風致而又耐人尋味。
生活艱難,鄉村的農民盡管日日土里刨食,卻依然衣食難保,倒是將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賣身可以輕松地改變家里的窘境。
這已經是一種正當的謀生手段了,“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和道德相沖突,也并不違反健康” 。
以致于誠實耐勞、種田為生的丈夫大都“在娶媳婦以后,把她送出來(到花船為妓),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種地,安分過日子”。
這種在現代人看來極為不可理解的事情在當時眾人看來卻是“極其平常的事情”。
這篇小說的男主人公是“男子”,作品中并沒有賦予明確的名字。
然而這并不重要,“男子”一詞在文中可以有兩個含義。
一個是指女主人公老七的丈夫,一個則可以認為是所有在花船上賣身女子的丈夫的總稱。
同文章的標題一樣,小說正是圍繞著丈夫這個中心展開的,當中就極費筆墨地描繪了丈夫的數次心理變化。
作品中女主角老七的丈夫進城后,本沒有把妻子領回去的意思,而只是“象訪遠親一樣”,“背了整籮整簍的紅薯,糍粑之類”去看看妻子而已。
對于妻子的變化,這鄉下來的丈夫感到極大驚訝,只有在妻子問起家鄉養的豬,交的田租時,才能膽子大一點兒。
而當其煙管被女人奪去,塞給他一支“哈德門”香煙時,他更吃驚了。
更為甚者,當看到那“一上船就大專的嚷要親嘴要睡覺的客人時,這位丈夫不必指點,也就知知往后艙鉆去”。
“鉆”字一出,多少辛酸盡出。
做為丈夫,本應堂堂正正地做人,為家庭撐起一片祥和的天空,而現在卻仿佛是自身難保,被前來玩弄妻子的客人嚇得“鉆”進后艙。
血性男兒,七尺硬漢,面子何在?讀到此,我們真為丈夫的愚昧和麻木感到痛心。
所幸的是丈夫已有了一丁點兒朦朧意識,“如今和妻接近,與家庭卻離得很遠,淡淡的寂寞襲上了身,他愿意轉去了。”面對受震驚城市生活影響而變得大方的妻子,在鄉下的丈夫看來,與家庭倒生疏了。
勾起丈夫心靈的蕩漪即在于此。
然而妻子并沒有完全忘記丈夫,仍然抽空爬起身來,到后艙給丈夫塞一小片糖。
于是“正象僅僅為了這一點理由,就得原諒媳婦的行為”。
丈夫的這一次心靈波折是在一瞬間就消失的,然而更大的刺激卻在后面等著他。
二
如果說丈夫的第一次心理變化,還只是一種淡淡的迷茫。
那么,水保的粗暴插入則直接觸動丈夫第二次的心理變化,丈夫簡直是“出離憤怒”并且“轉去”的念頭愈發的強烈。
水保是水上一霸,一方面他們站在官府的角度協助管理花船,另一方面則是“名義上”的保護花船,負責清除到花船取鬧找碴的“歹人”。
因而水保受花船老鴇的尊敬程度不下于官差,但又是令老鴇及女人們所厭惡的。
厭惡在于水保可以任意憑借自己的職權玩弄女性,并且可以比闊少們更為瀟灑地對女人們說道“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
女主人公老七為了能夠更大程度地得到水保這個靠山,還認水保做了“干爹”。
爬出艙口的丈夫是仰視著水保的那副嘴臉:
先是望到那一對峨然巍然似乎是用柿油涂過的豬皮靴子,上去一點是一個赭色柔軟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雙回環拴著的毛手,滿是青筋黃毛,毛上有顆其大無皆黃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塊正四方形象是無數桔子皮拼合成的臉膛。
這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水保在根本上就是一個外表正義而且合法的“強盜頭子”,他靠搜刮來滿足其自身的物質欲望,靠霸道來滿足其丑惡的**。
水保可以當著丈夫的面要他轉告女人們陪他過夜,不管丈夫是否接受,盡管語言上看似平和,但他們的介入是強暴的,沒有絲毫可以商量的余地。
這就從外部給丈夫以極大的刺激,使得老實本分的他只能以謙卑恭敬的態度來迎合水保的駕臨。
作者的細致描寫將水保的丑態展露無遺。
水保那聲“我們是朋友”實際上也是一種謊言,不過是逢場作戲而已,反映出了統治階級欺騙下層人民的本性。
然而,本性善良的丈夫卻把水保當做“尊貴的客人”,還和他聊起家常,因為知道“他是老七的熟客,并且老七一定得了這人許多錢”。
“他忽然覺得愉快,”便飄飄然,有此得意洋洋,還唱起了山歌。
然而,短暫的愉悅之后,丈夫敏感的思維讓他意識到了水保的丑惡。
他覺察到這個所謂的“干爹”同其他男人一樣,也是一直揶揄妻子的美色的,于是丈夫便開始咒罵有著一張“吃紅薯的大口”的水保。
為所欲為,粗暴的方式來打斷丈夫看妻子的美夢,促進了丈夫心理變化的再一次升潮。
丈夫與老七、五多、大娘等人在船中自娛,男琴女頌,歡歌笑語。
兩個醉熏熏的士兵攪了他們的歡愉。
他親眼看到了“老七急中生智,拖著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上”,“這一個在老七左邊躺下去后,另一個不說什么,也在右邊躺了下去”情景。
對于此,他的內心更加地難以平靜,外界的一切包括三元宮的戲都難以吸引他的注意力。
“一切都沉默了。”他的憤恨已經在心里不斷地積聚膨脹。
半夜的查船,最終毀滅了丈夫的迷夢。
丈夫要求與老七獨處本無可厚非,而老鴇的暗示“巡官就要來的”對其來說是巨大的打擊,這句話無疑撕碎了丈夫的想法,把丈夫的心靈變化推向最高潮。
此時,與妻子在一起的權利都被無端剝奪了,丈夫還有什么欲望繼續呆在花船上呢?于是,“干爹家的酒席,火鍋,三元宮的戲,葷油包子,”等這此新鮮玩意兒對他來說都徹底地失去了吸引力。
小說的最末幾節猶為精彩,形象逼真,蘊涵深邃。
老七出來賣身掙錢是丈夫的本意,而當老七把自己掙的錢交到他手中時,“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拋到地下去,兩只大而粗的手掌捂著面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地哭了起來”。
擲錢于地,說明錢對他來說已不重要,而那“莫名其妙的哭”也正是其心靈壓抑下的感情大爆發。
這連日來的所見所聞讓他感到的是幾多痛苦和幾多悔恨,這是他的心酸之淚痛楚之淚,也標志著做為丈夫自然人性的覺醒與人格尊嚴的勃發。
可喜的是,在最后,老七和她的漢子一齊回轉到鄉下去了。
以上,丈夫多次的情感轉折,并沒有跌宕起伏的語言表現,也沒有波濤洶涌的情節安排,更沒有強烈的矛盾沖突,只是通過一次次的變化與升潮來傳達。
他的攜其回鄉這一舉動是對那個罪惡社會做出的反抗。
上至巡官老爺、水保惡霸,下至普通商人、兵士,都可以對花船上的女人們恣意妄為。
從此,他們可以回到生生息息的土地,重新過已經丟失現在又拾回的普通生活。
三
思想內涵是一篇作品的精髓所在,藝術特色則是作品的外在表現形式。
二者的有機融合與統一就能夠使作品達到“文質彬彬”的境界。
前面我們已經對《丈夫》的主題思想做了一番簡要的剖析,現在再讓我們分析該小說藝術特色所在。
小說中的鄉下女人為生計所迫不得不進城賣身,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這是多么嚴酷的現實!然而,作者莊鋪陳悲劇故事的情節時,卻不是嚴正地直訴苦難和血淚,而是采用漫不經心、甚至是幽默徑松的筆調,讓讀者從笑中落淚,喜中見悲,這又是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所慣用的一種獨特的藝術技巧。
其次,作者采用了荒誕手法來寫人記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便顯得荒唐可笑而又生動有唆。
妓女賣春明明是一種腌臟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卻以輕松的吻調侃道:“船上人,把這件事也象其余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
她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
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和道德相沖突,也并不違反健康。”女人賣身與做生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將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類比,便使人感到荒誕滑稽,因此作者在這里愈說得一板正經,便愈使人忍俊不禁,爾后又愈使人品嘗出那笑聲中的苦味,品嘗出人性的墮落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小說的第三個特色就在于使用夸張類比來刻畫人物,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突出。
這是小說《丈夫》的一種重要的藝術手法。
在舊社會,水保只是一個夠不上品級的芝麻綠豆官,但作者卻故作驚人地寫道:“他(指水保)的權力在這些小船上,比一個中國的皇帝、總統在地面的權力還統一集中。”爾后,又再從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稱他做“偉人”,說他是“一個督撫的派頭,一個省長的身份”。
這種將水保跟皇帝,總統作如此聳人聽聞的夸張和類比,既顯示了水保在船戶妓女心目中的顯赫威嚴,也表現出丈夫的卑微低下,兩相對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蘊含深刻,題旨鮮明,而且所用的表現手法也獨出心裁。
小說《丈夫》的表現技巧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善于運用喜劇的色調來表現悲劇的實質,作者的這種藝術風格和藝術手法的形成是與他的藝術觀和審美觀分不開。
如果說《丈夫》可稱為悲劇的話,那它就完全是一出含著微笑的悲劇!
四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愚昧,魯迅筆下的阿Q,華老栓,中年的閏土等都讓我們對之感到萬分同情與憐憫,而覺醒的到來則是幸福的開端。
丈夫應該就是屬于這類的人了。
然而,再進一步地深思,拋棄花船的老七和丈夫是用回避的方法來逃避城市里吃喝嗜飲民眾血肉的“歹人”。
他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弱者,由于自身力量的渺小,決定了他們只能用這種方法來逃避現實。
那么還有其他沒有逃離花船的女子,她們的命運就沒有如老七一樣幸運,最終會走向何處呢?
《丈夫》一文讓我們看到丈夫的多次情感曲折之后,值得注意的是產生這種悲劇的社會根源所在。
這種只能在舊社會舊制度之下存在的社會怪胎,無疑是腐朽制度下孕育出來的產物。
《丈夫》曾被改編并拍攝成電影《村妓》,從片名上我們可以知道,與小說比較,這部電影更著重于對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塑造。
但是無論重點在哪里,二者都共同地傳達了舊社會中國農民苦難的這一主題。
湘西的山水是美的,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心靈是否也如山水一樣純潔?老七花船的生活值得同情,更是讓人痛心。
鄉土派代表許杰的小說《賭徒吉順》與之非常相似,這篇小說是以二十年代浙東沿海地區某小城及其近鄉為背景,深刻反映下層人民苦難,憤力鞭撻封建社會賭博和“典子”等陋習。
“典子”與“花船生意”同為封建陋俗,造成這些悲劇的直接原因在于貧窮,貧窮的根源更是制度的落后。
因而,在閱讀《丈夫》的過程中,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它留給我們的思考也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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