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牛頓
物理學家牛頓小時候看到蘋果熟了，掉下來很好奇，他想，地球上的東西，失去了支持后為什么都掉到地上來，而不會向其它方向掉呢？后來，他終于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
愛迪生
愛迪生小時候對什么都感興趣。
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總想試一試，弄個明白。
有一次他看見花園的籬笆邊有一個野蜂窩，感到很奇怪，就用棍子去撥，想看個究竟，結果臉被野蜂蜇得腫了起來，他還是不甘心，非看清楚蜂窩的構造才行。
愛迪生后來成了舉世聞名的大發明家。
哥白尼
哥白尼懾于教會的統治，怕遭到反對和迫害，遲遲不愿將《天體運行論》公開出版。
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在他彌留之際，才在病榻上見到了剛剛出版的《天體運行論》樣書。
盡管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公布后，受到社會上宗教勢力和守舊的人們的污蔑和攻擊，甚至于信仰宣傳這一學說的人也被殘酷的鎮壓和迫害，但是哥白尼的學說，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哥白尼和他的《天體運行論》就像是黑暗夜空中閃爍的巨星，一直放射著璀璨的光芒。
愛因斯坦
一個12歲的孩子，在不可思議的感受中迷上了數學，而且初次領略了一個古老又永恒的哲學命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一個直角三角形，兩條直角邊的平方相加等于斜邊的平方。
這個平方并不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卻能證明。
人的思維能證明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是多么奇妙！那么量一量行不行呢？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小愛因斯坦當時是否作過這樣的設想。
從上邊引證的自述來看，愛因斯坦直覺地感到：不行。
一千次、一萬次量度不能代替一次證明，一次證明卻能代替一千次、一萬次量度。
幾何學給愛因斯坦帶來的思維奇妙性，使他來不及按部就班，竟一口氣把《圣明幾何學小書》學到最后一頁。
在愛因斯坦步入自然科學領域的最初幾步，有兩個人是很重要的，雖然很難說他們兩人在思想上對愛因斯坦有什么大的影響，但正是他們，把打開自然科學殿堂大門的第一把鑰匙遞給了愛因斯坦。
這兩個人是愛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愛因斯坦和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
雅各布·愛因斯坦是個很有事業心并且精力充沛的人，是一個工程師，也和赫爾曼·愛因斯坦一樣愛好數學，就是他動員赫爾曼·愛因斯坦一家移居慕尼黑。
在工廠里，他管技術；在家里，他則是小愛因斯坦入學前的數學啟蒙者。
愛因斯坦上學后，雅各布叔叔常常給小愛因斯坦出些數學題讓他解答。
每當正確解答后，愛因斯坦就特別高興。
1888年10月，愛因斯坦從慕尼黑國民學校進入路易波爾德中學學習，一直讀到15歲。
這期間，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成為愛因斯坦家里的常客。
塔爾梅每星期四到愛因斯坦家來吃晚飯，這是慕尼黑猶太人幫助外國來的窮苦猶太學生的慈善行動。
塔爾梅是學醫的，但對各種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哲學均抱有興趣。
他對小愛因斯坦的超常求知欲及能力很吃驚。
那本讓愛因斯坦終身難忘的“神圣的幾何小書”便是塔爾梅送給愛因斯坦的。
一開始，塔爾梅總是和愛因斯坦談論數學問題，越談就越引起愛因斯坦對數學的濃厚興趣。
對學校枯燥教學方式厭倦的愛因斯坦干脆自學起微積分，他提出的數學問題常弄得中學數學老師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盡管愛因斯坦的數學成績永遠第一，但老師并不喜歡他。
一次，一個老師公開對他說：“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會愉快得多。”愛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并沒有做什么錯事呀！”老師回答說：“對，確是這樣。
可你老在后排笑著，這就褻瀆了教師需要在班級中得到的尊敬感。” 愛因斯坦當然沒有任何過錯，他的老師的抱怨也可理解。
愛因斯坦超常的數學能力確實讓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感到難堪和無法言說的心理壓力。
和這位教師不太大度的心理相反，塔爾梅雖不久后也不是愛因斯坦數學上的對手了，但他依然熱情地為愛因斯坦介紹當時流行的種種自然科學書籍和康德的哲學著作，特別是布赫納的《力和物質》、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給愛因斯坦留下極深的印象。
在偉大的科學家們的生涯中，人們發現：他們往往在年幼時期由于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一部著作，從而對他們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
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在《自述》中說： “在12—16歲的時候，我熟悉了基礎數學，包括微積分原理。
這時，我幸運地接觸到一些書，它們在邏輯嚴密性方面并不太嚴格，但是能夠簡單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
總的說來，這個學習確實是令人神往的；它給我的印象之深并不亞于初等幾何，好幾次達到了頂點——解析幾何的基本思想，無窮級數，微分和積分概念。
我還幸運地從一部卓越的通俗讀物中知道了整個自然科學領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這部著作①幾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敘述，這是一部我聚精會神地閱讀了的著作。
當我17歲那年作為學數學和物理學的學生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時，我已經學過一些理論物理學了
華羅庚
1950年2月，華羅庚帶著全家悄然登上一條不大的郵船，離開生活了4年的美國。
當他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候，電波播送了他的《告美國同學的公開信》。
信中激情洋溢地寫道：“錦城雖樂不如回故鄉，樂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歸去來兮！”
華羅庚又回到了清華園，擔任數學系主任。
不久，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
他百倍珍惜黨和國家為科學研究提供的大好時光。
他白天拄著拐杖到學校講課，晚上以案板當書桌，在燈下從事數學研究，常常寫作到深夜。
有時，為了求證一個問題，他常常深夜從床上爬起，順手拿起床頭的報紙，在四周的空白處進行演算和論證。
在他的屋里，桌上、床上、地上，到處都堆滿了演算稿紙。
他用毅力與勤奮，編織出成功和榮譽。
1956年，他的重要論文《典型域上的調合分析》，榮獲中國科學院第一批科學獎金的一等獎。
隨后，他的長達60萬字的巨著《數論導引》問世了。
這部著作，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
國內外的數學界為之震動了。
他帶領的數學研究所，也已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了。
他們為征服解析數論、代數數論、涵數數論、泛涵分析、幾何拓撲學等不同學科，已經揚帆起航，并各有卓越的建樹。
震撼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個突出成果。
1979年12月，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講學時，新華社記者訪問了他，問他回國以后的計劃和打算。
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了以下一段話：“在我幾十年從事數學研究的生涯中，我最深的體會是，科學的根本是實。
我雖然年近古稀，但仍以此告誡自己。”他沉默片刻又說：“樹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松，我愿一輩子從實以終。
這是我對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說是我今后的打算吧。”
“一輩子從實以終”，這種精神實在令后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