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東晉大書家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山東臨沂人。
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書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稱為“二王”。
王羲之一家數子均諸書法，唯獨王獻之最具秉賦，敢于創新，不為其父所囿，從而也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
他的字在筆勢與氣韻上要超過其父，米芾稱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即是指在草書上的“一筆書”狂草。
他還勸其父“改其體”，足見其書藝創造上的膽略，不愧被后世褒稱“小圣”。
誕生于“書圣”之家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東晉瑯玡臨沂（今山東臨沂）人。
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過州主簿、秘書郎、長史，累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故人稱“大令”。
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圣”，與其父并稱為“二王”。
從獻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傳授書藝。
據說，羲之曾經從背后掣拔其筆，試測他的筆力，嘆云：“此兒后當復有大名！”可見王羲之很早就對他寄予厚望。
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筆勢論》云：“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并“今書《樂毅論》一本”，“貽爾藏之”。
獻之確實書性穎悟，不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將意趣滲入書法中。
相傳有一次獻之外出，見北館新涂的白色墻壁很干凈，便取帚沾泥汁寫了方丈大的字，觀者如堵。
羲之見而嘆美，問是誰作的，眾人答云：“七郎。”
王獻之書學思想高超，有遠見。
他勸父親改體，不過十五六歲。
他的書學見解之深似乎與年齡不相稱，但卻是事實。
唐張懷瓘《書議》記載王獻之對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獻之認為事貴變通，章草的字字獨立以及波磔的生發，不能表現出更宏大的氣勢、奔逸的律動。
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認為藁草與行書之間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徑，建議父親應當“改體”。
王獻之對于傳統書體的深刻研究，對于創新路數的用心探索，確有過人之處。
創新變體的書學是靈魂主宰并導引著這位書圣的后代。
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別樹新幟。
虞（龠禾）《論書表》載：“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答云：‘故當勝。
’安云：‘物論殊不爾。
’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王獻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輩，他的自我評價亦非無稽之談。
孫過庭《書譜》載，羲之往京都，臨行題壁。
獻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寫過，自以為寫得不錯。
羲之回家看見了，嘆曰：“我去時真大醉也。”獻之內心感到慚愧。
這傳聞足見獻之雖有志與父爭勝，卻亦有自知之明。
獻之學父書，又轉學張芝，他不僅勸父“宜改體”，而自己也在實踐另創新法。
張懷瓘《書議》曾這樣評價王獻之在書藝上的創造：“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
……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歲便謝世，否則他在書藝上的成就當更為可觀。
雖然如此，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資質、獨特的精神風貌、思想情感，一一融進他的書法作品中，在書藝中留下不朽的名聲。
王獻之本性瀟灑，超然于世俗禮法之外，“風流為一時之冠”。
《書斷》曾載：晉太康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云臺事。
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謝安也就不再相逼。
有時別人向他求書，也罕能得到；即使權貴逼他，亦不為所動。
沉酣矯變的書法藝術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故只能從碑帖拓本中見其書藝。
《宣和書譜》曾著錄獻之遺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則有二百四十三件法書為宣和內府所藏，可見當時獻之傳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
而且，“二王”墨跡均有真偽之爭。
今人沈尹默曾談到：“獻之遺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見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鴨頭丸帖》。
此外若《中秋帖》、《東山帖》，則是米（芾）臨。
世傳《地黃湯帖》墨跡，也是后人臨仿，頗得子敬意趣，惟未遒麗，必非《大觀帖》中底本。
……獻之《十二月割至殘帖》，見《寶晉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筆致驗之，與《大觀帖》中諸刻相近。”
“二王”父子書藝之比較
王羲之與王獻之的書法藝術的比較，書學史上眾說紛壇，褒貶不一，這里略作介紹。
一、“內（扌厭）”與“外拓”。
“二王”在技法上的特點，書家往往以“內（扌厭）”與“外拓”標示。
如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云：“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多姿”；“右軍用筆‘內（扌厭）’而收斂，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說：后人用內（扌厭）、外拓來區別“二王”書跡，很有道理，大王“內（扌厭）”，小王“外拓”。
試觀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
用形象化的說法來闡明“內（扌厭）、外拓”的意義，“內（扌厭）”是骨（骨氣）勝之書，“外拓”是筋（筋力）勝之書，右軍書“一拓直下”，就是“如錐畫沙”。
“外拓”的形象化說法，可以用“屋漏痕”來形容，放縱意多，收斂意少（參見《二王法書管窺》）。
用“內（扌厭）”、“外拓”雖可說明“二王”書藝中許多不同處，但也不能涵蓋一切，細察也未必十分科學。
大王能“內（扌厭）”也能“外拓”，當是“內（扌厭）”為主“外拓”為輔，小王能“外拓”也能“內（扌厭）”，當是“外拓”為主“內（扌厭）”為輔，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審美理想為轉移的。
潘伯鷹說：“有人說羲之‘內（扌厭）’，獻之‘外拓’。
這最多也只說得一半。”（《中國書法簡論》）此言頗有見地。
二、技法來源之辨。
清包世臣《藝舟雙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評米芾見解：“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
……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今人侯鏡昶認為：包世臣以為大王筆源于隸，小王筆源于篆，此見解值得商榷。
侯氏以一語概括鐘繇、王羲之、王獻之三家真行書特點及淵源：鐘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書，曲出于篆書，直出于隸書（《論鐘王真書和(蘭亭序)的真偽》）。
看來王氏父子書藝有兩個主要來源，遠源均出于秦漢篆隸，近源則出于鐘、張，然后陶冶融鑄，發展成各自的體勢。
三、草書聯綿之辨。
王羲之學張芝草書，從形勢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鉤連，但一般不作多字聯綿，僅二至三字一筆出之。
他用張草的使轉，發展為內向的、斂蓄的今草。
王獻之既學其父，也學張芝，突破王羲之聯綿模式，成為更多字的貫通，為“一筆書”；由內向而轉為外侈，由斂蓄而化為奔逸。
所謂“一筆書”是指“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
惟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參見《書斷》）。
世稱“一筆書”始自張芝，王獻之則是以張芝為“杠桿”，以羲之草書為“支點”，完成一種“破體”的創造。
四、骨勢之辨。
羊欣說：“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張懷瓘《書斷》中說：“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王獻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轉中有時未能沉著痛快，而有輕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內（扌厭）、重骨氣，故字勢雄強。
當然這是從高層次上的比較。
王獻之何嘗不重骨勢？如《洛神賦十三行》，清張廷濟在《清儀閣題跋》中說：“風骨凝厚，精彩動人”；“然風神駘蕩，氣骨雄駿，固已無美不臻”。
當然王獻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錘煉多年，其骨勢自能更臻勝境。
五、媚趣之辨。
王僧虔曾說：“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羊欣也有同樣的說法。
王獻之書藝體勢似鳳舞鸞翔，以紆回鉤連為流美，以縱馳放逸為快意，以墨彩飛動為神逸。
張懷瓘《書議》中說其體勢“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同時也指出王獻之“時有敗累，不顧疵瑕”。
其實王羲之書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議，韓愈《石鼓歌》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
張懷瓘也說他“有女郎才，無丈夫氣”。
晉人書法中的媚趣與時代風尚有關，這種“媚”，是一種雄媚，而不是柔媚。
獻之之媚在流動跳蕩中、在險峻放逸中呈現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藝術哲思之辨。
王羲之書藝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中和，在多種對立因素之中調和統一。
他在書法的形質（如肥瘦、方圓、短長、骨肉等）方面能無過無不及，在書法的神采（如奇正、氣度、韻趣等）方面無乖無戾。
項穆《書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與突破其父草書模式一樣，王獻之也是有意識地改變其父的創作思想，他將“中和”轉為“失衡”，走向以“奇”、以“險”爭勝的新境界。
項穆也認為“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
七、書體之辨。
先說章草，王獻之承其父法家范，從《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風采。
此帖章草筆法古雅，然俯仰跳蕩，大小錯雜，也顯示自由不拘的個性。
再說楷書，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說：“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張懷瓘《書斷》說，王羲之書寫《樂毅論》給獻之，獻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圣，筋骨緊密，不減其父。
如大，則尤直而少態，豈可同年”。
再說行書，王羲之情深調合，會古通今，創造卓越，《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是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開拓、立法，為后世樹立了典范。
而王獻之在行書上雖也頗有貢獻，但他的行書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規范，其凝練、器宇、才氣都不及其父。
在草書上，父子各有特點，羲之特出不群，穎悟此道，除繁就省，創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筆書”方面卻是子勝于父。
吳德旋評論說：“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辟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
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見《初月樓論書隨筆》）黃庭堅《山谷題跋》中又加以比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
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當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評價，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
其《王羲之傳論》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
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
其枯樹也，雖槎枿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
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欽！”唐太宗的評論完全傾向于王羲之一邊，竟至以《蘭亭序》真跡殉葬。
王獻之書藝的獨立價值
歷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稱，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獻之書藝自有其獨立價值。
王羲之至會稽后，書法藝術成就達到頂峰。
但誓墓不仕后因筆札多為代筆人所書，乃有非議。
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約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王獻之書因其媚趣研潤、逸氣灑脫，學其書者盛極一時。
其間名家師法小王者，如《書斷》所載，即有桓玄、宋文帝劉義隆、羊欣等。
特別是羊欣，被稱為“入于室者，唯獨此公”，所以時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另外還有薄紹之、謝靈運、孔琳、邱道護、齊高帝蕭道成、蕭思話、范曄等，也各具小王意趣。
這是王獻之聲譽日隆的一個原因。
羊欣書藝獨步于王獻之之后，傳授門徒，使獻之的影響更為擴大。
那么，唐太宗為何要貶低王獻之？有的學者認為，在初唐李世民要學書，必是從王獻之入手，因為那時王獻之的手跡比其父的容易得到。
后來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跡。
李世民也許不甘心居于王獻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來。
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貶低小王，當時人士懾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獻之署名的遺跡抹去其名字，或改為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
但是唐人學小王者仍很多，特別是“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吳德旋語）。
歐陽詢的真、行便既學大王，又學小王，而別成一體。
近人沈曾植也說：“率更（指歐陽詢）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書家也學王獻之，張懷瓘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
王紹宗，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
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唐人對王獻之的草書很重視，尤其是狂草。
張旭的草書就從王獻之化出。
唐蔡希綜《法書論》云：張草“雄逸氣象，是為天縱”，“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
懷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見趙涵《石墨精華》）。
由此可見，盡管李世民貶低小王，但終唐一代，還是有很多人向王獻之學習的。
五代后周楊凝式兼學“二王”，學習獻之取得卓越成就。
沈曾植說：“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
（張）旭、（懷）素奇矯皆從而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海日樓札叢》）
宋代四大書家之一米芾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獻之，并且心儀手追這種“天真超逸”的意趣。
米書與小王書血脈貫通。
另一書家蔡襄也說：“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幾。
然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晉韻，其媚趣研潤則與小王近似。
黃庭堅也稱贊“大令草入神品”，黃書“運筆圓勁蒼老，結體緊密縱橫處，從顏柳諸公上接羲獻”（笪重光語）。
即如蘇軾，其書面目雖與“二王”不類，但也有相通之處。
姜夔對小王也多推崇，曾說：“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磚志》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樂毅論》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來學小王書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趙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鐸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總之，王獻之的書藝對后世影響深遠，自有獨立的價值。
以“二王”并稱也成了書史上的專名。
“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獨絕”，難怪人們稱王羲之為“書圣”，稱王獻之為“小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