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第一天朝毫無疑問，自1978年改革開放國家領導人就一直強調“中國正處于史上最開放時期”“中國對外的交往正處在新的高峰”等等；
最后是漢朝也是毫無疑問的，武帝及之后的昭帝、宣帝，對外一般都是：“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采取零容忍的態度，武帝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領土擴展的高峰期之一（別提秦始皇，我說是之一），一方面是因為漢朝之前修養生息沒少被匈奴欺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中國傳統為“貴中華而賤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至于宋與唐到底是那個更加開放，答案莫衷一是，本人選用的是宋更加開放。
宋朝首都開封，比唐朝首都長安更加繁華，更加開放。
“八荒爭湊，萬國咸通。”“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這是當時宋朝的真實寫照。
在宋朝來中國的異族，無論是種類還是數量都遠遠超過唐朝。
唐朝的外國人大都來自亞洲西域、阿拉伯、朝鮮、日本。
而到宋朝除了這些地方還擴大到非洲、歐洲等地。
宋朝比唐朝是更加開放的，宋朝的商業活動、商業氛圍無疑比起唐朝高幾個檔次。
唐朝來中國經商的都是以外國人為主，而宋朝的商人是走出去的。
宋朝商人比外國商人更加活躍，《中國古代經濟簡史》就指出:“當時（宋代）我國的船只已經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次大陸、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達到非洲的索馬里。”
上面這段是摘抄的資料，有人說唐開放的原因是宋朝理學對婦女的苛刻。
這點本人十分不贊同。
首先，先不論對婦女的苛刻與對外交往有什么關系，單說是這句話的準確性本人就十分不贊同。
程朱理學在宋朝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而已，至于在后世這一家成為了主流就跟人家宋朝沒有關系了。
據我所知，元仁宗恢復科舉以后，科舉考試才開始獨尊道學。
在明朝，陸王心學逐漸發展成為主流，可見漢文明并未失去自我調理能力。
而實際上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這兩派，各有其存在的價值。
程朱理學的人更適合研究自然科學，陸王心學適合于社會科學，實際上“格物致知”的朱熹本身就是天文學家，“克人欲，存天理”只適合用來自律，更適合作為坐冷板凳研究學問者的信條，不宜推而廣之作為社會規范。
北宋的二程性格比較刻板，與他們同時代的蘇軾是個通達的人，比較厭惡他們二人，但你能說這樣的人沒有存在的價值嗎，刻板在某種情況下有一個同義詞——“嚴謹”，這種特質也是某些工作所必需的。
再說宋朝對婦女真的十分嚴苛嗎？
宋代寡婦再嫁具有普遍性，再嫁之女包括上至宗室，下至普通老百姓，并且得到士大夫階層乃至最高統治者的許可與贊同。
宋英宗治平年間詔“令宗室之女再嫁者，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以上，即許為婚姻。”神宗元豐元年“詔宗室祖免以上女，與夫離再嫁者其后夫己者，轉一官。”范純佑死后，其父范仲淹將其妻改嫁門生王陶。
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兒媳受屈，遂幫助選婿另嫁。
二程的親屬中亦不乏改嫁之人。
即便是宋英宗的女兒亦曾再嫁。
所有這些說明婦女再嫁對于嫁娶雙方來說都屬正常的社會現象，沒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未見時人有指責者。
宋代人對婦女改嫁態度并不太嚴厲，再嫁女、失身女、妓女都可被贊為貞烈之女。
宋代士與妓相愛并結成夫妻的現象很普遍。
“婚姻不求門閥”是宋人對婚姻的廣泛態度。
“士庶婚姻寢成風俗”是宋代婚姻的一個普遍現象。
可能有些人又要引據經典了，比如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里“失節”的“節”并非特指貞操，而多指精神氣節，其適用范圍也包括男性。
宋代大儒、理學家程頤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針對士大夫階層男女雙方的理想要求。
實際上程頤也曾勸士大夫男子不當再娶：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
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
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
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
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
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
程頤不僅認為女性不應再嫁，也強調男性不許再娶，男女忠誠是雙方的，義務是對等的，這是符合現代婚姻觀念的進步思想。
但程頤的這一論述歷來被人忽視。
再看現實中程頤對待婦女再嫁問題的態度。
程頤并未要求廣大普通婦女必需守節，沒有完全反對婦女再嫁，所以程頤的甥女曾經再醮，其侄媳也曾改嫁。
程頤在《先公大中家傳》中記載其父“取甥女以歸，嫁之”，并盛贊父親“嫁遣孤女，必盡其力” 。
稱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撫幼” ，并贊揚幫助婦女再嫁的行為。
由此可見程頤對婦女再嫁的同情。
我們可以由此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主要是針對讀書人和統治階層提出的精神要求，是高揚士人剛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節操意識。
可以說與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與蘇武牧羊、十九年不降，與景皓的“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與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與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強調氣節的經典儒家精神一樣，是對信仰的執著追求，其剛強堅毅的浩然正氣是華夏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可能延伸太多了，但是我對某些人對宋的誤解一直十分在意，希望能被采納吧。
（ps:我其實還想說，宋代重文輕武，這是真的不假，但是你是怎么把它和對外的交往上聯系起來的？還有就算能聯系，重文輕武對宋對外的交往也應該是起到積極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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