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個死去已經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難。
試想,通常要了解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長的生活,實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個古人,不是有時反倒容易嗎?姑就一端而論,現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結,一旦遇有危機來臨,誰也不知道他會如何行動。
醉漢會戒酒自新,教會中的圣人會墮落,牧師會和唱詩班的少女私奔。
活著的人總會有好多可能的改變。
還有,活著的人總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會泄露出來。
這就是何以評論與我們自己同時代的人是一件難事,因為他的生活離我們太近了。
論一個已然去世的詩人如蘇東坡,情形便不同了。
我讀過他的札記,他的七百首詩,還有他的八百通私人書簡。
所以知道一個人,或是不知道一個人,與他是否為同代人與否,沒有關系。
主要的倒是是否對他有同情的了解。
歸根結底,我們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們只能完全了解我們真正喜愛的人。
我認為我完全知道蘇東坡,因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為我喜愛他。
喜愛哪個詩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種癖好。
我想李白更為崇高,而杜甫更為偉大——在他偉大的詩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憫人的情感方面更為偉大。
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愛的詩人是蘇東坡。
在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顯露的越發充分。
在我頭腦里,蘇東坡的意象之特別清楚明顯,其理由有二。
第一,是由于蘇東坡本人心智上才華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寫的每一行詩上,正如我所看見的他那兩幅墨竹上那烏黑的寶墨之光,時至今日,依然閃耀照人,就猶如他蘸筆揮毫是在頃刻之前一樣。
這是天地間一大奇跡,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上,亦復如此。
莎翁詩句的遒健,是來自詩人敏感的天性與開闊豁達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
縱然有后代學者的鉆研考證,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活所知者仍極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們卻知道了他的心靈深處。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
有關他漫長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札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代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閑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
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內,沒有一本傳記類的書不曾提到這位詩人的。
宋儒都長于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
由于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
蘇東坡并不記日記。
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于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
但是他寫札記,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于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
而別人則忙于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
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
當時他以杰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后,都隨手贈與友人。
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后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
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
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跡題跋約六百件。
實際上,是由于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后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札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
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后,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跡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
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
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
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滴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后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并無悔意,并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
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
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后,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
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
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
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 );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
不知為什么,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
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
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并沒變成尖酸刻薄。
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
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
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里,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
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
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
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鉆研完畢之后,并且了解了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么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么清楚,那么明確,事故是那么在命難逃。
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折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
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
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