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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創作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最初動筆于1944年秋冬之際的重慶，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
小說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樹生是一對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夫婦。
年輕時曾經編織過許多美麗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辦一所“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為國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情。
但抗戰爆發后，他們逃難到重慶，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圖書文具公司當校對，曾樹生在大川銀行當“花瓶”。
汪文宣的母親為了減輕兒子的生活負擔，趕來操持家務，但汪母與曾樹生婆媳關系不和，汪文宣夾在中間兩頭受氣，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經濟非常拮據。
最后曾樹生跟隨銀行年輕的經理乘飛機去了蘭州，汪文宣在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病死，汪母帶著孫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
兩個月后，曾樹生從蘭州回到重慶，但已物是人非，傷感不已。
作家在小說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樹生、汪母這三個人物形象，深刻地寫出了抗戰時期勤懇、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的命運。
汪文宣是一個被不合理的社會所壓垮的知識分子。
當年他也是一位意氣風發的青年，讀大學時雄心勃勃地希望通過辦教育來改造社會，樹有教育救國理想。
之后他與同學曾樹生戀愛、同居，可以想見他當年追求個性解放、蔑視傳統禮俗的熱情與勇敢。
但是，現實生活徹底改變了他，使他成為一個唯唯諾諾，畏首畏尾的庸人。
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經具有了某種病態。
他對周圍世界充滿驚懼，反應高度敏感，總是沒有根據地胡思亂想和猜測。
例如，他看見上級注視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對他不滿，聽到上司說話，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連上級輕聲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同樣，他對自己與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滿了擔心，時常為猜測所苦惱，但卻沒有勇氣與妻子交流。
當他發現妻子在跟一個年輕男子一起走進咖啡廳時，他想問個究竟，卻又“不敢迎著他們走去”，想等他們出來再說，又怕妻子難堪，也使自己難堪，最后猶豫再三，“只有垂頭掃興地走回自己的辦公地方去了”。
巴金在《寒夜》中寫出了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以及他們的懦弱。
巴金在《關于〈寒夜〉》一文中說：“關于《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
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里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自己。
’那么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
”“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
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著頭立在臺上受批判一樣。
” 這種毛病是什么呢？他認為就是“作輯哲學”。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寒夜》繼續著“五四”時代借描寫愛情以思考知識分子“個性解放”的寫作傳統，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以對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觀了“五四”新文化傳統，顯示了20世紀40年代知識者題材小說繼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說寫作上的最高藝術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寫上達到很高的境界。
如果說，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讀者一瀉無余地傾吐其奔放熱情的話，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則是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來表現人物豐富而復雜的情感。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稱贊托爾斯泰能夠掌握“心靈的辯證法”，其實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巴金的《寒夜》。
巴金在小說中緊扣人物的獨特個性，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來揭示人物的內心矛盾，充分發掘和描寫了人物內心情感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內心世界中兩種對立的因素，從動態中加以剖析，寫出它們的起伏消長。
例如，對曾樹生在赴蘭州前夕內心“去”與“不去”兩種心理因素，作者就寫得真實、細膩、深刻，通過對人物內心兩種心理因素反復碰撞的描寫，把人物內心的痛苦表現得非常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