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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危亡，先進的中國人在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時，都同各種守舊勢力進行了一場又一場思想斗爭。
通過斗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舊思想、舊觀念和舊學說，廣泛地宣傳了各種適應時代要求和社會發展的新思想、新觀念和新學說，先后掀起了四次彪炳史冊的思想解放潮流。
第一次：維新派與封建頑固勢力的論戰（19世紀末）
19世紀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加劇了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后，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不但使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過渡到以資本輸出為主。
同時，各國還紛紛在中國強占“租界地”，劃分“勢力范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此時，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積極奔走呼號，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嚴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飽滿的熱情宣傳維新思想，同以榮祿、李鴻章和徐桐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這場論戰主要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要不要變法；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要不要倡西學，改革教育制度。
通過論戰，作為新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第一次給封建頑固派以異常沉重的打擊，猛烈抨擊了封建的舊制度、舊思想和舊文化，廣泛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等進步主張，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闊了眼界，開始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保皇派與革命派的論戰（1905—1907年）
20世紀初，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完全確立，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庭”，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但是，當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為清政府的假立憲所迷惑，繼續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對革命派進行了惡毒攻擊，這種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有力還擊。
這次論戰也主要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
通過論戰，資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圖通過改良來遏制革命的真面目，辯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擁護，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前期新文化運動（1915—1917年）
辛亥革命失敗后，北洋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思想領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
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出現了“短暫的春天”，資產階級隊伍一度壯大起來，為了啟迪廣大人民的覺悟，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陸地，在思想文化領域里同封建勢力展開了十分激烈的斗爭。
在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倡民主，反對封建的特權政治；提倡科學，反對迷信和愚昧；提倡資產階級新道德，反對封建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一次偉大戰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喚醒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促使他們拋棄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與科學，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四次：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
這引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反對。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
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器都能做的事”。
他主張“少談些主義”，是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
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是反對“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主張一點一滴地進行改良。
同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35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
他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觀點，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問題與主義之爭”標志著新文化運動中統一戰線的內部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公開分裂。
通過論戰，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追問
那到底哪個是第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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