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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深刻的思想：生活描寫層面、文化反省層面、哲理思索層面
錢鐘書的《圍城》是意蘊豐厚的長篇小說。
其所表現在生活內涵，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索及其獨特構筑的 “藝術世界”，并不是讀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復琢磨，深入體味。
小說基本采用了寫實的手法,總體結構是象征的，是很有“現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說。
其豐厚的意蘊，須用“剝竹筍”的讀法，一層一層深入探究。
第一層，如該書出版序言中所說，是“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
具體講，就是對抗戰時期古老中國城鄉世態世相的描寫，包括對內地農村原始、落后、閉塞狀況的揭示，對教育界、知識界腐敗現象的諷刺。
小說寫方鴻漸、孫柔嘉等赴內地求職時長途旅行所見，以人物的遭遇體驗為線索，將閉塞鄉鎮中種種骯臟污穢都“倒弄”出來,如“歐亞大旅社”的“蚤虱大會”，鷹潭小飯館賣的風干肉上載蠕載裊的蟲蛆，以嘲弄的筆觸勾勒種種民風世俗，給人的印象很深。
這樣描寫，并非獵奇，自然也都映現著當時的社會情狀。
小說還用較多的篇幅寫“三閭大學”的烏煙瘴氣，校當局不擇手段爭官弄權，教職員拉幫結派爾虞我詐，方鴻漸在亂麻一團的恩怨糾葛中左右不是，疲憊不堪。
這些描寫揭露了教育界潰流的膿血來看社會的癰疽。
小說意蘊的第一層面是生活描寫層面,作者客觀而尖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停滯的氣氛以及種種丑陋的世態世相。
這部小說“反映”了特定時期社會生活矛盾，揭示抗戰時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時代大潮之外的知識分子的空虛、苦悶，具有“認識”歷史的價值。
第二個意蘊層面即“文化反省層面”。
《圍城》從“反英雄”角度寫知識分子主人公，其“視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同類題材作品中顯示出獨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點，或探求知識者的道路，而企圖以寫“新儒林”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
作者的著眼點在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來許多作家所已經做過的那樣，通過刻畫舊式知識分子的形象去完成這種反省、批判，而是從“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過對一批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實現這種反省與批判。
方鴻漸這個“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他那懦弱無能的品性，有點類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廢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覺新近似；但錢鐘書的批判也就凌厲斷然得多，幾乎不帶什么惋惜。
小說表現方鴻漸愛情婚姻問題時的那種優柔寡斷，對于事業和人生的軟弱被動和缺少進取，特別是已經成為他心理特征的慵懶虛浮，得過且過，打骨子里就是傳統文化中的惰性所鑄成的品格。
方鴻漸雖然留過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份上很“新”，內里卻又很“舊”，也可以說是“新舊雜拌”，“舊”的成分起主要作用。
這是個矛盾的角色。
小說寫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遠那樣苦惱，那樣沒出息。
這當然有時代社會方面的原因，但小說更著力顯示于人們的，是他那種懦弱性格的文化根由。
方鴻漸對于封建秩序已經感到絕望，這從小說所寫的方鴻漸與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沖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對傳統文化的衰腐性還有許多留戀，或者說，傳統文化鑄就的他那種慵懶無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當一個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多余的人”。
小說寫他這種本質上的“舊”勢必對外來文化，對富于競爭進取的現代精神，產生一種本能的抵制。
方鴻漸盡管在國外呆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紈绔子弟的慵懶的生活，頂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
小說以這樣一個已經為傳統文化衰腐性所銷蝕掉活力的“生命的空殼”作為主人公，而這個“空殼”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許多洋味的時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讀者大概會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來思考這樣一位矛盾的角色，從而引發對傳統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鴻漸畢竟是新舊交替時代的產物。
《圍城》既要對傳統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寫方鴻漸的命運，而必須同時揭示他所處的特定的環境。
在那個“新儒林”的世界里，歷史上文人常引為驕傲的種種傳統美德，諸如講求氣節，感時憂國等統統不見了，剩下的只有卑瑣，庸俗，虛偽，全是傳統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結出來的惡果。
錢鐘書著重解剖這諸多精神惡果的一種——“崇洋”。
如果一個民族有較為健全的心態，自然會積極尋求與新進的世界文明對話，從外國先進的經驗中學習。
但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近百年來又屢遭屈辱的老大中華，難得形成這種健全進取的社會心態，在與世界文明接觸的過程中，就容易產生一種自卑的“崇洋”心態。
《圍城》對“新儒林”中“崇洋”心態的刻畫，是非常辛辣的。
讀過此書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那個為了顯示“精通西學”，竟偽稱為俄國老婆為“美國小姐”的假博士韓學愈(名字卻是“崇古”的)；靠騙取外國名人通信而充當“世界知名”哲學家的江湖騙子褚慎明；還有那個訓起話來平均每分鐘一句半“兄弟在英國的時候”的部視學，等等，這些人物以“崇洋”業裝闊的心理，與魯迅筆下的阿Q是相通的。
小說表面上是諷刺這些“崇洋”的心理行為，實際上卻又還是在挖傳統文明的劣根。
孫柔嘉對于方鴻漸來說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
作品一開頭寫她是那樣柔弱，天真，溫順，“怕生得一句話也不敢講”，真有某些西方人所艷羨的所謂“東方女性美”。
可是與方鴻漸結婚以后，慢慢就磨煉成了另一副脾氣面孔，變得專橫、善妒、自私、刻薄，變著法子把握家政，制服男人。
孫柔嘉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還是擺不脫傳統文化束縛，有許多舊式女子的弱點。
孫柔嘉也是一個“非英雄”，并非壞人，作者不過是把她作為“新儒林”中的那類舊的因襲沉重的女性來寫的。
小說寫孫柔嘉性格的變化，也還是為了發掘她身上所蘊藏著起根本作用的傳統文化的劣根。
這些五花八門的世態世相構成“新儒林”的生活圖景。
“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實都是古老文化受外來文明的沖擊而行將崩潰的歷史人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層上孳生起來的特殊的人群。
《圍城》試圖以對“新式”知識分子(特別是留學生群)的心態刻畫，來對傳統文化進行反省，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
“五四”以來新小說寫知識分子的很多，但《圍城》無論角度還是立意都與一般新小說不同。
在“五四”時期，新小說多表現知識者對新生的追求，人道主義旗幟下所高唱的是個性解放的贊歌，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評論人，他們在氣質上往往都有一種青春期的熱情，所展示的姿態也幾乎就是反傳統的“英雄”。
30年代，革命文學中的知識者更是凌厲的“斗士”，盡管“政治化”使這些“英雄”的個性一般都顯得空乏。
到40年代，特別是抗戰爭之后，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們開始比較冷靜地回顧與探索他們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彌漫一種歷史的沉重感。
《圍城》是40年代這種小說創作風氣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
它不止于探索知識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識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得失，或者說，通過知識者這一特殊的角度，從文化層次上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機。
《圍城》里面有機的機智的諷刺，而這些諷刺所引起的辣痛，無不牽動著讀者的神經，逼使他們去思索、去尋找傳統文化的弊病。
在《阿Q正傳》之后，像《圍城》這樣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識的長篇小說并不多見。
這部長篇為什么要以“圍城”為題呢?讀完這部小說，從這題旨入手反復來琢磨作者的立意，越過上述兩個層面的意蘊，進一步發現小說更深藏的含義——對人生現代人命運富于哲理思考的含義，這就是作為作品第三層面的“哲理思考意蘊”。
《圍城》的情節既不浪漫，也沒有什么驚險刺激的場面。
甚至可以說有點瑣碎，并不像同時代其他長篇小說那樣吸引人。
這部小說雖然其機智的嘲諷性的描寫也常使人在閱讀中忍俊不禁，然而其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閱讀過程，而在讀完整本之后才產生。
讀完全書，再將主人公方鴻漸所有的經歷簡化一下，那無非就是，他不斷地渴求沖出“圍城”，然而沖出之后又總是落入另一座“圍城”，就這樣，出城，進城；再出城，又再進城……永無止境。
回國的郵船與世隔絕，百無聊賴，自然如同“圍城”，對方鴻漸來說，到了上海就應該是走出郵船這個“圍城”；可是戰時的上海實際上是一座“圍城”，方鴻漸到上海之后職業無著，愛情又碰壁，這境況更如同“圍城”，因此他才不惜歷盡艱辛到內地，希望走出“圍城”；內地“三閭大學”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樣好，那時的勾心斗角的環境又使他重陷“圍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擺脫“三閭大學”這座“圍城”；重回上海生活愈是困頓，方鴻漸又打算再次沖出上海這座“圍城”去重慶……小說結束了，讀者并不知道方鴻漸后來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邏輯可以推見，他又進入另一座“圍城”，而且他可能永遠也擺脫不了“城”之困。
綜觀這部長篇的結構，如果要“歸納”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動的“語法”，那就是：方鴻漸的行為＝進城→出城→進城→出城……這就是說，方鴻漸永遠都不安分，永遠都不滿足，因而永遠都苦惱，因為他總想擺脫困境，卻處處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無處不是“圍城”。
這一切對于這位懦弱的主人公來說，似乎始終是不自覺的。
他完全處于一種盲目的狀況，幾乎是受某種本能的支配，或者更應該說，受“命運”的支配，永遠在尋求走向“圍城”，而事實上卻是不斷地從一座“圍城”進入另一座“圍城”。
這進進出出，是盲目的行為，而且終究都是“無用功”。
《圍城》為什么要安排這樣一個結構呢?
作總體分析，這結構帶總體象征意味，寄寓著作者對人生更深的哲學思考，概括起來就是：人生處處是圍城。
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讀者：“城”外的人(局外人)總想沖進去，“城”里的人又總想逃出來，沖進逃出，永無止境。
超越一點兒來看，無論沖擊，逃出，都是無謂的，人生終究不可能達到自己原來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終非你所要的。
人生就是這么一個可憐的“尋夢”。
這種讀完整部《圍城》后領悟到的結論，是否符合創作實際呢?細品本文，會發現這確就是作者的意圖，一種深入的哲理的思索。
其實錢鐘書似乎也有點怕讀者不理解其象征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說人物之口來點破這一“秘密”。
《圍城》第三章寫方鴻漸和朋友們聚會吃飯，其中江湖騙子式的“學者”褚慎明在飯桌上大談婚姻“哲學”，他引用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了離，離了結，沒有了局。
另一位朋友也補充說：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
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rtresse 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
這些都是畫龍點睛之筆，將《圍城》的整體象征含義“點”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當江湖騙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談“鳥籠”、“圍城”，似乎都對人生哲學有清醒體會時，唯獨方鴻漸“給酒擺布得失掉自制力，覺得另有一個自己離開了身子在說話”。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作者這樣寫“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狀態，也別有一番深意；這暗示著方鴻漸始終處在一種“無知”的狀態，被命運所播弄的人是這樣的盲目。
如果讀者真正讀懂了這部小說對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圖表現的現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獨感，那么就能強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諷刺力量。
從《圍城》第三層面的意蘊，也就是“哲理思索層面”來看，這部小說已經蘊含著類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普遍出現的那種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識，那種莫名的失望感與孤獨感，真有點看破紅塵的味道。
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中出現這樣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說是透露著戰后社會心態的一個側面。
這種有超越感的命題，在同時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被表現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國文學中卻鳳毛麟角。
四五十年代的中國讀者幾乎忽略了《圍城》里的“哲理思索層面”的意蘊，人們那時畢竟熱衷于執著現實的作品。
直到當今，我們才越來越體會到《圍城》特有的藝術魅力。
這魅力不光在妙喻珠聯的語言運動，甚至也不在對世態世相諧謔深刻的勾畫，主要是在其多層意蘊的象征結構以及對人生社會的玄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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