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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欣賞，無論中外都有一些共同規律。
比如說，都要把握詩人的情感脈搏，追求詩的意境美；都要馳騁想像的翅膀，獲取言外之旨的蘊藉美；都要反復吟誦，領略詩的形式美和音樂美等等。
然而，欣賞外國詩與欣賞中國詩又有所不同。
這主要取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外國詩同中國詩本身的差別（需要說明，外國詩這個概念極其寬泛，除了中國詩以外，世界各國的詩都可以包括在內。
其中有些東方國家如朝鮮、日本等，它們的詩或受中國影響，或同中國詩比較接近，我們這里主要談的是外國詩中的西方部分，以歐美詩為主）。
每一國的詩都植根于它民族的土壤，反映著不同的民族生活、時代風貌、社會習俗，在詩體、風格、形式上都自有特色。
拿中國詩同西方詩相比，中詩重抒情，西詩重敘事；中詩以簡雋短篇為優，西詩以長篇史詩見長；中詩講含蓄，西詩多明朗……差別甚多，論詩的標準自然也有所不同。
其次，是翻譯的轉折。
詩是所有文體中最難翻譯的，因為詩的音韻，詩的內涵是很難翻譯而不受損傷的，無論是直譯（按字義譯），還是意譯（按意思譯），都將喪失許多原詩的精彩，甚至面目全非。
正像茅盾先生所說：“詩經過翻譯，即使譯的極謹慎，和原文極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詩的Retold(譯述)，不能視為即是原詩。
原詩所備的種種好處，翻譯時只能保留一二種，決不能完全保留。
”（《譯詩的一些意見》）閱讀譯詩比起欣賞外國詩的原作，意趣銳減，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是讀者的口味。
中國人吃面包香腸，總覺得不像正式飯食。
中國歷來以詩國著稱，自己有世界上最豐富寶貴的詩歌遺產，唐詩宋詞幾乎家喻戶曉，從而也養成了我們自己的欣賞習慣，審美趣味，中國人往往以欣賞中國詩的眼光、心理去鑒別外國詩的優劣，這就容易發生偏差。
以上三方面因素造成了我們在欣賞外國詩時的一種隔膜感和心理障礙。
那么，欣賞外國詩究竟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怎樣才能實事求是地，公允地去評價、鑒賞外國詩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不宜苛求外國詩的音韻美。
我國明代詩人謝榛說過，好詩應當是“誦之行云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四溟詩話》）。
這四條標準里，除了第四條外，前三條講的都是詩的語言美和聲韻美。
黑格爾也曾說：“至于詩則絕對要有音節或韻，因為音節和韻是詩的原始的、惟一的愉悅感官的芬芳氣息，甚至比所謂富于意象的富麗詞藻還更重要。
”的確，朗朗上口、抑揚頓挫，吟誦如歌、悠揚悅耳，是詩的魅力之一，這對于格律詩來說尤為重要。
自由詩雖無嚴整的格律，但仍需用別種方式體現出它的語言美和聲韻美。
然而，這種語言美和聲韻美，一旦換了一種別國語言，它的美也就至少喪失大半了。
因為各國的語言結構和特征差別很大，翻譯主要是詞語和意思的轉達，卻不可能轉達語音。
英國詩人雪萊在《詩辯》中曾說過，“詩人的語言牽涉著聲音中某種一致與和諧的重現，倘若沒有這種一致與和諧的重現，詩也就不成其為詩了。
”所以他認為“譯詩是白費力氣。
”這話雖然失之偏激，但有相當的道理。
比如，我們讀一下梁宗岱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十八首：
我怎么能夠把你來比作夏天？
你不獨比他可愛也比他溫婉；
狂風把五月寵愛的嫩蕊作踐，
夏天出賃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時照得太酷烈，
他那炳耀的金顏又常遭掩蔽；
給機緣或無常的天道所摧折，
沒有芳艷不終于凋殘或銷毀。
但你的長夏將永遠不會凋落，
也不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當你在不朽的詩里與時同長。
只要一天有人類，或人有眼睛，
這詩將長在，并且賜給你生命。
譯者嚴格遵照莎翁的十四行體的格律，以四、四、四、二的句式，譯成ABAB（天婉踐短）CDCD（烈蔽折毀）EFEF（落芳泊長）GG（睛命）的韻式，譯得很顯匠心，文詞優美，詩意甚濃。
但這種韻律適用于英語的特點，卻不適合漢語。
我們讀慣了中國詩的押韻方式（或一韻到底，或偶句押韻等），對于莎氏的這種韻律仍難感受到它的音樂美。
再如，雪萊的《西風頌》有許多模仿西風勁烈的聲音，尤其是它的開頭：
OwildWestWind,thoubreathofAutumn’sbeing,(哦，獷野的西風，秋之實體的氣息！)
用英語朗讀起來大有西風掃蕩一切的磅礴氣勢。
魏爾倫的《淚灑落我的心》里，詩人大量采用了回旋韻（即每一節首尾兩行重復同一詞作韻）和諧音詞（如ilplenre\|ilplent哭泣—下雨）造成一種和聲共鳴的效果，來表達詩人心中難以排解的苦痛。
盡管我們的譯家盡了很大努力，體現出了原詩的部分風貌，但朗讀英文和法文原詩的音韻效果用中文是絕難體現的。
所以，我們欣賞外國詩，主要是讀它的內容，對詩的音樂美不能苛求，外國詩的朗誦效果一般是不理想的。
當然，詩的音韻美并不全靠外在的語言的音樂性，還需依靠內在的情感的韻律，即詩人情緒和情感波動的節奏。
這種情感的韻律美同語言的音韻美，原是互為表里、和諧統一的。
譯詩雖難傳達語言的音韻美，卻可以較多保留情感的韻律美，這對自由詩來說更為明顯。
所以在譯詩中，自由詩比起格律詩來，在音韻上的損失要小得多。
何況還有一些外國詩，語言的音韻美也可以不同程度地翻譯過來。
比如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主要靠階梯式的鮮明的節奏，字句又簡短勁健，朗誦起來鏗鏘有力，很有感染力。
由此可見，外國詩的音韻美并非全都喪失，只是不要像欣賞中國古典詩那樣期望過高而已。
二、不宜尋章摘句，一味追求文詞美。
詩的語言是高度精煉的，漢語又大多是以單音字為基本單位，欣賞中國詩往往著眼于字詞之美。
我國古典詩歌一向講究煉字、煉句，有“詩眼”“詞眼”之說。
這些“詩眼”“詞眼”大多能起到畫龍點睛、提綱挈領、融貫全篇的作用，所謂“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所謂“一字妥貼，則全篇生色”。
因而，從齊梁時代的詩論、文論巨著《詩品》《文心雕龍》始，就有了尋章摘句評詩的先例。
尋找名句、佳句，并細加玩味，成了我國讀者的一種欣賞習慣。
外國詩里固然也不乏名句、警句。
像雪萊《西風頌》中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像歌德的一些格言詩，像日本一些精彩的俳句，也很受人喜愛。
因為外國詩也講究語言的錘煉，講究文詞的華美。
古典長詩不說，即便是現代派詩人的即興之作也隨處可見其用語之精妙，讀讀龐德的《地鐵車站》、艾略特的《窗前晨景》就可見一斑。
然而，外國詩的語言美，主要不在于個別字、詞的妥貼上，能稱之為名句傳世的，也遠不像中國古詩那樣多。
外國詩語言的魅力大多是以整體形式表現出來的。
即使有些警辟的妙句，也往往離不開前前后后的整體結構，很難脫離全詩單獨摘出，而不受損傷。
比如莎翁的十四行詩，其結尾兩句大多稱得上是詩中警句，但它一般是全詩的總結，離開了前面十二句，只讀最后兩句是會深感遜色的。
這同中國古詩里摘出某些名句可以獨立欣賞是不一樣的。
倘同中國詩比較的話，它似乎更接近于那種“氣象混沌，難以句摘”的漢魏古詩。
三、不可拘泥于欣賞中國詩的傳統習慣。
正像白色在中國顯示喪逝，在西方表證婚喜，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習慣，在欣賞詩歌方面同樣如此。
詩，所以能以少勝多，以一當十，很重要原因在于它能激發起讀者的聯想，得到言外之旨，弦外之音的樂趣。
巴爾扎克曾在《幻滅》中說：“真正懂詩的人會把作者詩句中只透露一星半點的東西拿到自己心中去發展。
”艾略特也說：“一首詩對于不同的讀者可能顯示出多種不同的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詩，可以看作是一塊激發人想像的多棱寶石，人們從不同角度，借助于不同的光照，可以煥發出絢麗繽紛的不同光彩。
一般說，能夠激發起讀者的聯想愈多，這詩的詩味就愈濃，也就愈值得人欣賞。
所以雪萊把詩解作“想像的表現”。
激發想像的多寡固然主要取決于詩本身的優劣，但也同讀者的文化閱歷、審美趣味相關，還同讀者的心理素質、欣賞習慣以及想像力有關。
就拿欣賞心理和想像力來說，我國的讀者讀中國詩，一見到“柳”字就會聯想到春天，想到愛情，想到送別，想到纏綿；一見到“月”字馬上會聯想到思親，思鄉，團圓等。
這是因為我國讀者在中國古詩中見慣了這類詩句，諸如“客舍青青柳色新”，“楊柳岸，曉風殘月”，“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類。
柳色傷別，望月思鄉，已積淀成了我國民族的傳統心理（我國人民對中秋團圓的重視即是一例）。
所以，狄德羅說：“鑒賞力是由于反復的經驗而獲得的敏捷性”。
可是，外國人對柳、月之類就未必如此。
外國詩人很少詠柳，專寫月亮的也不多，而且一般不把它同愛情、思鄉直接聯系到一起。
這里既有民族的心理差異，也有語言習慣的不同。
英國語言學家瑞恰茲認為科學的語言是“指稱性的”，而詩歌的語言卻是“感情性的”。
故而同一詞語在不同人心里往往會引起不同感受。
這在語言學上叫做“語感”。
夏丏尊曾說：“在語感敏銳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紅色’，‘夜’不但解作晝的反面吧？‘田園’不但解作種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見了‘新綠’二字就會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氣概等等說不盡的旨趣；見了‘落葉’二字，就會感到無常，寂寞等等說不盡的意味吧？”（引自《葉圣陶論創作》）很顯然，這種語感的差別，對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來說，無疑相距很大。
中國把杜鵑當作哀怨的化身，有“杜鵑啼血”之說，李商隱所謂“望帝春心托杜鵑。
”而在華茲華斯的名詩《致杜鵑》里，卻把杜鵑稱為“歡樂的鳥”，激發起詩人的是美好的童年回憶；中國很少有人寫詩詠唱玫瑰，玫瑰在中國人心目中十分平凡。
但在西方，玫瑰卻是愛情的象征，是西方人最喜愛的花種，詠贊玫瑰之作多不勝數。
彭斯的名詩《一朵紅紅的玫瑰》，中國人讀來未見十分出色，在西方卻幾乎家喻戶曉，傳誦不絕。
這就告訴我們在欣賞外國詩時，不能用我們固有的心理定勢和傳統習慣去衡量，而要依據所在國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去加以理解。
對于中西詩風的差異也同樣如此，中國人喜愛含蓄美，并不能因此輕視西詩的明朗美；中國人不喜愛讀長詩，也不能因此貶低西方史詩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