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究竟是什么，成了許多經濟界人士關心的話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內容的構成及在當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科學性需要人們研究這樣的關系問題。
基本的爭議依然沒有變化。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主要的推理過程一般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經濟學。
“在當代通行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二詞，一般都是作為理論經濟學而言，是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其他一切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的學科。
這時雖然名稱不同，但實際上是同義的。
”[1]王振中同志用了較大篇幅的材料，來證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一致的，指出“現在風靡世界的所謂‘經濟學’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
王振中同志還從馬歇爾到薩謬爾森的有關文章和著述中引證了這一觀點。
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能否通過弱化或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來發展政治經濟學？回答顯然是否定的。
”[2]持這一觀點的同志應是為數不少的。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有了不同，在中國政治經濟學已特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是兩種特指：一種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一種是以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1998年起國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公共理論課就是這樣）。
南開大學的谷書堂先生基本上是持這一觀點的，他在《再談經濟學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一文中，指出改革開放的實踐，使“政治經濟學作為基礎理論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脅，出現了基礎理論‘缺位’現象”[3]。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論體系的局限，不能為應用經濟學提供理論支持，從而使自己的基礎地位不能不處于虛置狀態。
這對于一直從事這方面理論研究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很難接受的客觀現實。
”[3]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正在創立《中國經濟學》，試圖擺脫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糾纏，事實上這些同志還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不同的，否則就沒有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論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時，前者主要是指以蘇聯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為藍本、馬克思《資本論》及相關經濟思想或學說為主要內容的，如果脫離了這一點，討論也就沒有意義。
我們不主張將一個人的學說和思想內容無限擴大，將一切后人的發展都概括到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中去，那也是機械的、唯心的、違心的。
否則也就沒有建立“列寧主義學說 ”、“**思想”、“**理論”之必要了。
二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經濟學的。
但長期以來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區分開來，說明經濟學擺脫了階級性，增強了科學性。
另一種認為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充分展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作用與意義，證明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仍然是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我國的經濟建設才不會犯方向性錯誤。
而我認為這兩種認識都具有片面性，對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沒有及時形成好的經濟理論，常常出現理論落后于實際的現象，與這兩種片面認識是有一定關系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經濟學，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自身特有的研究對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歸宿，可以說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及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決定的，這樣的認識絲毫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不會影響馬克思經濟思想的作用，事實應該正好相反。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亦即在經濟活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張仁德，1999年）。
首先，經濟活動中存在人與人的關系，且又是一種最為基礎的關系，孤立的生產活動是不存在的。
現代社會的經濟聯系普遍存在，單個個人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了。
馬克思抓住了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基本關系和人們的相互聯系以后盡情展現經濟理論，應該說是執了經濟活動的牛耳。
通過對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的分析，馬克思引入了社會經濟制度分析（基礎是產權安排），經濟活動狀態（企業內部與社會的經濟運行）、經濟結構的均衡設想（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和私有制條件下結構均衡的破滅——經濟危機）和社會集團成員間階級對立的論述。
問題是經濟活動中除了人與人的關系外，還有人與物的關系，即按馬克思講的社會生產力問題。
這一點馬克思在他的經濟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為研究生產力而研究生產力的，對生產力自身的規律、要素、層次、分布等這些基本內容馬克思都沒有太多的展開。
馬克思論及的生產力問題就象他研究使用價值一樣，是作為“商品價值的物的承擔者”來對待的，研究生產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動力，生產關系形式由低級到高級演進的事實過程，馬克思始終要抓的是社會生產關系運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經濟活動中還有物與物的關系，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幾乎就沒有論及了。
經濟活動中的物與物的關系，表現為替代品的生產，競爭物品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產業結構的是否均衡問題，馬克思關于兩大部類的生產對經濟活動中的物與物的關系有了觸及，但嚴格來說也是沒有從生產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說明，因而離社會生產與發展的需要是有距離的。
馬克思主義不朽的經濟著述中還有一個鮮明的思想，那就是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一種階級關系，是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占有和壓迫關系，階級的爭斗是人類演進的直接動因。
應該說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今天階級斗爭的緩和而否定歷史的存在，農民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奴隸受奴隸主的剝削和壓迫都是階級問題都有階級斗爭，但問題是除此以外人們的經濟活動中既有階級關系還有親緣關系和一些可移性關系。
親戚、家庭成員參與經濟活動，這中間不同的利益歸屬往往就很難用階級斗爭來說明。
我們在這里講的可移性關系是指后發的社會關系，如同學關系、朋友關系、鄉鄰關系等。
在中國這個崇尚做人為先的社會里，可移性關系處理的好壞會被認為比什么都重要，為獲得親友和社會的贊許，財產占有上的多寡往往會變得并不突出。
進一步講，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階級關系的存在，意味著對立關系的存在。
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面肯定存在，這樣的分析與歷史發展的吻合大于隙裂。
綿延不斷的被壓迫者的起義和抗爭說明了分析的正確性。
問題是走向極端就會顯得不足，作為階級關系存在對立以外還有協調甚至合作的方面，從時日短長的角度看，協調和合作要多于對立和爭斗。
階級關系間自我協調和合作的基礎是彼此間的適應，按馬克思的觀點來分析，新興階級處在上升時期還有它的進步性，其他階級還愿意與其合作。
可正是這樣的思想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被忽略了，當時代進入以階級合作為主的時候，人們就容易懷疑這一理論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創立時因市場經濟的各種表象并不充分，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后人在發展過程中又存在背離馬克思實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機、革命等復雜的心態，傳承多于發展、僵化多于創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從精神，而是從詞句摘抄 來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今天許多文章還總是在述釋《資本論》是如何先見，馬克思《資本論》分析市場經濟，我們今天也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那里都有了說明，《資本論》的觀點仍然是我們的指導。
他們居然忽視了馬克思并不認為社會主義應搞市場經濟的起碼知識，馬克思是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經濟根源之一。
那種看似維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做法，其結果不是正確地弘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封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套用一句流行的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將來也不是被誰打倒，而可怕的是會被一些看似馬克思主義的人捧殺。
“左”是主要的危害，這句震人肺腑的話應猶在耳邊。
三
近百年來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分工與聯系的日益廣泛。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是誰也不會否定的事實。
為什么要發展？說明原有理論有不足、有缺陷。
如何對待這一點很可能是問題的又一個焦點。
我們認為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看，既要“補新”，又要修篡，兩者都是需要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演變為主要任務的（我們也知道還有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但戰后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演變有“脫軌”之勢，我們應該能認識這一點。
第一是資本家的經濟人性質有了變化，資本家的純粹的經濟人身份開始向理性的經濟人轉變。
純粹的經濟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潤而牽引，敢冒絞刑的危險，剝削工人不擇手段，對待競爭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態勢。
馬克思當時分析的資本家是吸收了亞當·斯密的純粹的經濟人觀點的：為了利益不惜一切。
而理性資本家是現代資本家的主要特征。
所謂理性資本家可以從這幾個方面看出：①他們接受政府的宏觀調控。
從這點講就會有“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要求，就會要“犧牲”個別資本家的利益；②重視社會福利，為福利捐納稅利。
福利事業從企業行為講是好企業救差企業，是盈利企業幫微利甚至破產企業；③關心公益事業，對社會文化教育事業有所投入。
從目前我們國內的情況看，改革開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資本在這方面投入。
盡管他們的動機也許是各種各樣的；④理性分析經濟運行，避免了經濟運行中的部分盲目性。
成熟的市場主體成為社會持續的均衡發展的主要力量。
馬克思當時指出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生產有組織有秩序，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況，從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的情況看，多少因為市場主體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企業制度及企業組織形式。
現代資本主義占主體地位的企業制度形式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種多樣，由資本家之間相互參股與控股、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相互參股與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還掌握在工人手中。
從地區看參股和控股還超出了國界，形成了不同性質的國家、企業之間的相互參股和控股。
社會主義國家的股份制企業中有本國的也有外國的私人資本家的參股和控股，社會主義國家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興辦企業，搞參股與控股。
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業制度形式已與某一社會性質脫離了聯系，那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初始形式——個人業主所有制被認為全資、全權、全利和全部風險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已不適應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或經濟基礎。
鑒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馬克思是以剖析資本主義初始的企業制度為范例的，這樣的企業制度事實上如馬克思講的適應不了社會化大生產，其“喪鐘已經敲響”了。
自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企業制度作出精辟論述以后，資本主義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也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其制度的弊端（凱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這一制度的歷史性和必然毀滅。
“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有一種固有的自我毀滅的趨勢，這個趨勢在它的較早階段可能十分明顯地表現為阻滯進步的趨勢形式”。
[4]1929-1933年的大危機更是給了留戀資本主義個人業主私有制的學者、官僚們一記猛擊。
羅斯福新政（1936年）和凱恩斯的經典理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訊》（1939年）終于出臺。
可以這么認為這些政策措施和理論，實際上是在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診斷的基礎上，開出的試圖拯救資本主義的藥方，資本主義所有制被迫從產權“明晰的個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轉變到社會間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風險的共享共擔。
資本主義股份制是一種資本社會化、管理社會化、（管理權）利益社會化和風險社會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組織形式的不斷變化，在資本主義生產力極大提高的過程中，具有極強的消化力，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這里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對私有制揚棄的股份制（恩格斯）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的基礎。
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來自: 免費論文網
第三，當今社會個人身份的多元化，對階級關系起著一定的調和作用。
它是戰后以來，甚至就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迅速出現的又一種變化。
新的知識經濟的出現，一代高科技人才，將資本運行和智力運行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們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資本，加之以適量的貨幣資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領和拓展市場，成為新經濟的領頭羊，這些人通過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傭部分智力型勞動者共同參與知識經濟的運作，他們既雇傭他人勞動，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勞動者，負責主要產品（軟件）的開發生產。
對于這類企業來說，一旦這些人自己不再參加勞動，企業資本很可能會一文不值。
另一種情況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員。
這種情況目前我們國內已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這種現象，一個人既受雇于某一企業，而自己又開有自己的公司，雇傭他人勞動。
這類情況的出現很難使人分清，某一個人到底是資本家還是工人，是雇主還是雇員，還是什么？所以個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階級區分的邊界，表明簡單的階級分析方法解決不了這一問題。
實際上問題并不在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什么樣差異。
就像前面說的，無論是誰，他們都承認馬克思主義學說需要發展，關鍵是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實有差異是不是就意味著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
我們認為并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早期無產階級斗爭的學說，作為工人階級的圣經，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和作用，它對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場競爭的無序性和社會干預與調配的必要性，推動今天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繁榮和文明有著深刻的影響。
作為以推翻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己任的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理論的靈念和先見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學者都不能否定的，無論是表現出對這一學說的害怕還是敬仰，都表明了這一學說的科學性。
問題是一百多年的實踐和社會變化，尤其是經過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初始制度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的社會，均面臨著新的建設和發展任務。
尤其是象我們這樣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簡單地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
我們的市場經濟與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本質區別的，馬克思展望社會主義（馬克思本人從沒有正面肯定過社會主義）的是計劃經濟（有人把它歸之于列寧的發明），是沒有商品、貨幣的。
硬是從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語來佐證某一個觀點是容易的，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系統，是一種價值傾向，甚至是一種精神，片言只語代表不了馬克思主義。
從這里我們再回到開頭的話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否等同于經濟學，經濟學是否等同于政治經濟學。
很顯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其特有的內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經濟學，那么政治經濟學就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
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應該包括更多的內容，更廣的運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
如果我們的經濟學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問題，不能系統而深刻地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我們就對不起馬克思主義，對不起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創立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
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和政治關系分析的經濟學說，承認他們有自己的特點和內容，那么我們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可以等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以來，它就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的血液之一”[2]。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經濟活動中人與人關系的經濟學，現實社會中經濟學離不開政治（王振中，1999），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經濟學不會因為加上了“政治”兩字而變得大逆不道。
加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恩格斯說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5]。
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沒有想要解決一切社會的一切經濟問題，假如我們一定要讓一門本質上屬于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承擔解決現實一切經濟問題的責任，實在有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為止，純而又純，普遍適用的經濟學還沒有出現。
西方經濟學中許多概念、范疇、原理也同樣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的經濟建設，甚至不適用于西方國家自己，現在有人試圖通過將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來擺脫政治的影響，建立一門超國界、超時空的經濟學，其嘗試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實屬徒勞。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既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國經濟的自身運行為出發點，在不同的時期建立不同的經濟 學說，那種希望一勞永逸地建立一門中國經濟學無異于懸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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