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淺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豐富的內容。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中第一次使用了“生產方式”這一概念。
他在1848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
”其含義是說,生產方式指人們用以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
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既不是指生產力,也不是指生產關系或二者的統一。
馬克思對生產關系的解釋有如下表述:“……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
”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使用“生產關系”這一詞語,在研究對象的表述中同時使用“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
可見,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不是指生產關系,但也不是“生產力”。
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具有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
“蘇聯范式”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蘇聯范式”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的出發點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但有曲解。
他們的表述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的規律。
但它只研究生產的社會方面,也就是研究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
”列寧曾說:“政治經濟學史不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系,生產的社會制度。
”斯大林也曾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
這里包括:
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
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
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
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表述都遵循了列寧、斯大林的表述。
他們關于“生產關系”的解釋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和分配關系。
”這種表述一方面排斥了生產過程中“人與物”的關系,另一方面排斥了“交換”。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中,學習、借鑒或照搬了“蘇聯范式”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
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洪銀興等在研究了當代東歐經濟學流派的觀點后認為:“東歐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
可見,東歐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
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受蘇聯的影響和當時政治經濟環境及國際環境的影響。
這種表述雖有片面性,但在當時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不過也阻礙了對經濟發展的研究。
中國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中國經濟學界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曾有兩次比較大的爭論，一次是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另一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幾年里。
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這種看法主要受蘇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表述的影響,在我國占有很大的比例
這種觀點最早由方文提出,他曾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社會生產方式》的文章,這種提法打破了“蘇聯范式”對人的思維的禁錮。
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是勞動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即生產力利用方式的問題。
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即生產力利用方式的問題。
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二者的結合方式不同,從而有不同的生產方式。
而且在這一結合過程中會形成“人與人”及“人與物”的各種關系,包括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因而,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最完整、最全面。
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很大的范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身也屬于西方經濟學。
但根據我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傳統理解,西方經濟學僅指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外的西方經濟學說。
西方經濟學在17、18世紀也稱為政治經濟學,如法國重商主義的代表孟克列欽的代表作《獻給皇上和皇太后的政治經濟學》、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等。
在20世紀初馬歇爾第一次將政治經濟學改稱“經濟學”,如他的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但他在書中也大量使用了“政治經濟學”一詞。
為研究問題的方便,本文主要研究了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對其他學派的觀點略作提及。
早期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或財富一般古代思想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增長財富的。
“經濟”一詞的最早使用人色諾芬在《經濟論》中通篇研究財富問題。
這時,“經濟”一詞指“家政管理”,它研究以奴隸主家庭為單位如何增加財富。
此后,亞里士多德對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內容作了規定,他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致富之術即如何發財；另一方面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關系。
他把獲取有用物品的財富也看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在生產領域中研究財富及其增加的。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他的大多數著作是研究財富的。
例如他提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實際上,他指出了財富的源泉不在流通領域而在生產領域。
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雖然也未提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他認為貨幣不是財富,流通領域不產生財富,強調財富來自農業,農業是惟一的財富來源。
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研究了財富的定義、源泉、重要性、如何生產等問題,用大量篇幅論證了財富來源于農業領域,并指出生產領域是財富源泉。
斯密第一次明確地將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19世紀庸俗政治經濟學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一般。
法國庸俗政治經濟學家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闡明財富是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科學。
他遠離了斯密對財富的理解:首先,他任意擴大了財富的定義,認為所有具有效用的東西都是財富；其次,在論述財富時反復鼓吹財富是由勞動、自然資源和資本共同創造的；第三,他主張財富按“三位一體”同時分配。
薩伊雖然仍致力于財富的研究,但抽象掉了財富的社會性、階級性,即研究財富一般。
西尼耳反對薩伊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定義,他主張“這門科學應以財富的生產、分配、消費為內容。
”詹姆士·穆勒發展了薩伊的三分法,把政治經濟學分為生產、交換、消費各自獨立的四個部分。
約翰·穆勒是繼李嘉圖之后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性質及其生產規律和分配規律的科學。
”因此,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以及推斷出的結論都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
并認為生產規律是不變的和永恒的規律,分配的規律決定于社會的法律和習慣,是可以改變的。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或宏觀經濟行為或二者的結合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
19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以消費者、生產者和生產部門為對象,研究如何獲得最大滿足或利益。
這樣,微觀經濟行為或人類行為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巴師夏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人。
他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他所研究的是人的欲望及其滿足。
他指出,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如何使用最合理的手段,將自己所支配的各種財貨盡可能多地滿足各種欲望,這就構成了理論經濟學的主要研究范圍。
法國的瓦爾拉斯將經濟學分為三部分,也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不過他非常強調財貨的稀缺性,認為,財貨和私有財富的出現都導源于稀少性。
英國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歇爾綜合了各種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提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物的學說,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得物質福利或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有密切關系的東西,一方面是研究財富的學說,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的學說。
他第一次將“政治經濟學”更名為“經濟學”。
張伯倫的《壟斷競爭》一書實際上研究了消費者如何獲得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獲得最大利潤的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宏觀經濟行為。
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他通篇研究總量,他以GNP、總就業、總供給、總需求等為研究對象,研究國家應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實際上他的研究對象就是宏觀經濟行為。
這種研究對象的轉變突破了古典經濟學只研究微觀經濟行為的局限,為宏觀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經濟行為和宏觀經濟行為的結合。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有微觀經濟行為,也有宏觀經濟學。
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他們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指出:“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他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
”斯蒂格利茨試圖打破薩繆爾森所創立的同一教科書中分為微觀和宏觀部分的做法
有的西方經濟學家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
萊昂內爾·羅賓斯于1932年提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
”這一提法一時成為西方教科書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標準提法,同時也受到了一些批評。
實際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微觀行為還是宏觀行為的表述是不沖突的。
資源配置說到底要么屬于微觀經濟行為,要么屬于宏觀經濟行為。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內容上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屬于生產力的一種利用形式。
微觀經濟行為和宏觀經濟行為的目的在于通過資源配置實現產值最大化,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機制。
經濟運行機制實際上就是生產力利用方式的不同機制。
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內容上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比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更具有解釋力。
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我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建立中國經濟學的過程中對研究對象的確立將起重要作用。
中國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學(有的學者稱之為“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究竟應以什么為研究對象呢?這是一個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正在不斷擴展,我們能否僅局限于生產關系的研究呢?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找到答案,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表述仍具有現實意義。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不斷變化的。
這里指具體對象是變化的。
不同歷史時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有不同的側重點,我國政治經濟學的具體研究對象應該隨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以“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及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這一中心表述不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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