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老舍是我國“五四”以來文學史上著名的愛國作家。
他以勤奮的創作和特有的藝術才華為中國現代文學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
老舍出生在北京城內一個破落的旗人之家。
家境的貧寒，父親的早逝，母親的剛強、義氣對老舍思想性格的形成、發展和創作的選材、命題都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老舍由于出身貧苦，自幼就和掙扎在黑暗社會最地層拉洋車的、修房的、剃頭的、賣唱的和教書的等各行業的下等人相交往。
因此，他不僅熟悉下等人的生活，而且同他們在感情上有著密切的聯系。
他熱愛他們的好品質，同情他們的苦難，關心他們的命運。
他的作品多描寫勞動群眾的生活苦難，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和罪惡；他的作品承受著對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審視，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戀，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對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風俗描寫來達到的。
老舍是現代作家中有個性、成就卓著的作家。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
“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包括作家對北京特有風韻、特具的人文景觀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老舍作品“京味”的形成與北京文化對老舍的影響有著密切的聯系。
一、北京文化對老舍創作的影響
老舍的創作集中體現了他作為北京文化的特殊個案體現出對這個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反省。
北京是一個具有濃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
封閉、落后的經濟狀況與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從一種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強。
在滿清統治的近三百年間，漢文化中原本屬于貴族文化的享樂主義被發展到極致并趨于民間化。
滿族對漢文化的崇拜，使它在進行文化建設時，實際是以強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識全面“漢化”；惟其是一種崇拜導致的趨同，滿清對漢文化的吸取，就帶有普遍的享受意識。
老舍對我們描繪的滿清文化，是一個喪失了創造力與進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積累的殘羹冷炙上盡情享用的敗家子文化。
“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滿族男子，可將必勝的精力花費在養鳥養花、聽戲唱戲等生活小刺激與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進取。
他們依靠俸祿生活，追求“生活的藝術化”，萬不得已也寅吃卯糧，而絕不去做工，學手藝，他們以自食其力為恥。
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貧困、所目睹的貧困對母親的折磨以及母親的堅韌耐勞，事實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種滿清主流文化相背離的生活信念。
但這種積極進取的生活信念遠不是滿清影響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
一個社會普遍的群體意識常常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在滿清統治的近三百年里，漢文化不但沒有受到新鮮文化的刺激而獲得新的發展，相反，它處于停滯狀態，他的文化精華被滿清玩味的“爛熟”以至于腐朽。
滿清社會的八旗屯兵制和經濟的衰落，在絕大部分旗人淪為貧民之后，也便將一種享樂和茍安的貴族文化習氣帶到了民間。
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們成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態：不乏曠達和趣味，然而茍且偷安、敷衍、妥協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種皇天在此的優越感。
老舍生于這個文化，然而他最終成為這個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一方面歸因于她從母親那里獲得的平民的進取性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現代西方文明對他進行了直接的熏陶。
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鮮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進取精神、認真精神、獨立精神與國人普遍的愚昧和惰性的懸殊對比。
老舍多年來對現實所懷的隱憂在東西方文化的具體對比中，化成了對本位文化的理性懷疑與批判。
他選擇了他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會的生活，將它作為反省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格的對象。
因此，老舍對文學創作的沖動，是在一種直接的與西方文化的對比中，在對民族文化的憂慮中產生的。
老舍文學創作的基本立場與風貌是表現并批判以北京市民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保守性。
老舍長養于北京市民文化，自然與這個文化有割舍不斷的親情聯系。
他是在一種逆境中，以平民的進取姿態選擇著文化的養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賦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寬容；不是鄙俗，而是樸素。
對比老舍同時代很多作家對愚昧保守文化的激憤態度，就不難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賦予老舍的文化性格。
他自己也認為：“假若我專靠著感情，也許我能寫出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我不徹底。
”“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點”。
正是老舍這種對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態度，他的小說在對國民性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溫和的諷刺。
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
老舍作品注重文化，譜寫世態，是那么真實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現形式又適應并能提高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所以能為現代文學贏得知識分子之外的眾多讀者。
老舍用“文化”來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類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體現著老舍對傳統文化不同層面的分析與批判。
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躍著三種類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
老舍常常喜歡通過有些戲劇性的夸張揭示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與病態，從而實現他對北京文化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消極成分的批判。
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體現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觀，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史象征，一說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
二、老舍作品中的“京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首先表現為取材的特色。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經驗寫大小雜院、四合院和胡同，寫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現的場景風致，寫已經斑駁破敗仍不失雍容氣度的文化情趣，還有那構成古城景觀的各種職業生活和尋常世相，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北京畫卷。
這畫卷所充溢著的北京味兒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學價值。
“京味”作為小說的風格氛圍，又體現在作家描寫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時對北京文化心理結構的揭示方面。
北京長期作為皇都，形成了帝輦之下特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習慣，以及與之相應的審美追求，迥異于有更濃厚的商業氣息的“上海文化”。
老舍用“官樣”一語來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講究體面、排場、氣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藝術”；講究禮儀，固守養老撫幼的老“規矩”，生活態度的懶散，茍安，廉和，溫厚等等。
這類“北京文化”的“精魂”滲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畫、習俗的描繪、氣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作品處處寫到禮儀，禮儀既是北京人的風習，亦是北京人的氣質，“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
北京人多禮，《二馬》中老馬賠本送禮；《離婚》中老李的家眷從鄉下來，同事們要送禮，張大哥兒子從監獄中放出來也要送禮；《駱駝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討好劉四爺更需送禮；《四世同堂》則直接詳盡描寫祁老人“自幼長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學習了許多規矩禮路”。
這不僅是一種習俗，更表現了一種“文化性格”。
《四世同堂》第一章就這樣寫到：無論戰事如何緊張，祁家人也不能不為祁老人祝壽：“別管天下怎么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
”就連大字不識一、二的車夫小崔也熏染了這種北京“禮節”：他敢于打一個不給車錢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記耳光時，卻不敢還手，因為他不能違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禮”！這種“北京文化”甚至影響到中國市民知識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這樣一個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沖擊下產生的矛盾性格。
小說寫了一個細節，當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到北京后，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他十分振奮，但他沒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機會，他也不會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
他的聲音似乎是專當吟詠用的，北平的莊嚴肅穆不允許狂喊亂鬧，所以他的聲音必須溫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靜穆與雍容。
”祁瑞宣因此而感嘆自己缺乏那種新興民族的英武好動，說打就打，說笑就笑，敢為一件事，不論是為保護國家，還是為試驗飛機或汽車的速度去犧牲了生命。
老舍對“北京文化”的描寫，是牽動了他的全部復雜情感的：這里及充滿了對“北京文化”所蘊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賞、陶醉，以及因這種美的喪失毀滅油然而生的感傷、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悵惘，同時也時時為“文化過熟”導致的柔弱、衰敗而惋嘆不已。
對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現代命運引發的挽歌情調交織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現出比同時代許多主流派創作更復雜的審美特征。
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這種主觀情愫與北京市民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客觀描繪的統一。
老舍性情溫厚，其寫作姿態也比較平和，常常處于非激情狀態，更象是中年的藝術。
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來自狄更斯等英國文學的影響，同時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內蘊的“京味”。
老舍說“北平人，正像別處的中國人，只會吵鬧，而不懂什么叫嚴肅”，“北平人，不論是看著一個綠臉的大王打跑一個白臉的大王，還是八國聯軍把皇帝趕出去，都只會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會落真的眼淚。
”老舍的幽默帶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質，既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以“笑”代“憤”的發泄，又是對自身不滿的一種自我解嘲。
總之，是借笑聲來使艱辛的人生變得好過一些。
用老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潤滑劑。
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具有兩重性：當過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時，就流入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有點類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貧嘴”，這主要表現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為此而深深苦惱，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經過反復思索、總結，從《離婚》開始，老舍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發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領略喜劇意味，謔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可不是從文字里硬擠出來的”；追求更高的視點，更深厚的思想底蘊，使幽默成為含有溫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藝術表現上的節制與分寸感。
老舍創作逐漸失去了初期的單純性質，產生了喜劇與悲劇、諷刺與抒情的滲透、結合，獲得了一種豐厚的內在藝術力量，讀其小說往往不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作品中的“京味”還表現在他的語言藝術上。
老舍的語言藝術得力于他對北京市民語言及民間文藝的熱愛和熟悉。
他大量加工運用北京市民俗白淺易的口語，用老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把頂平凡的話調動得生動有力”，燒出白話的“原味兒”來；同時又在俗白中追求講究精制的美，寫出“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
老舍成功地把語言的通俗性與文學性統一起來，做到了干凈利落，鮮活純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
其所使用的語詞、句式、語氣以至說話的神態氣韻，都有他獨特的體味和創造，又隱約滲透著北京文化。
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現。
三、老舍作品的語言特色
老舍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他的小說在語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集通俗性與文學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淺中有韻味，從而表現出作家獨具的個性色彩。
這種個性色彩鮮明的語言，豐富與發展了中國現代白話文學語言，同時也使老舍的小說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典范意義的白話作品。
老舍作品的語言特色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以俗白而清淺最為突出
老舍在北京口語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古典文學、民間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營養，用普通人都能聽得懂，說得出的話來寫作，通俗易懂，明白曉暢；而又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不流于浮淺。
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據有人用電腦統計，只用了常用字2411個，具有小學水平的人就可毫不費力地閱讀。
在這里，不僅冷僻字眼一個也沒有，就連常用的“時”，老舍不是寫成“時候”，就是寫成“那陣子”，如果單說一個“時”，顯得文縐縐的，不合普通話的口語習慣。
愈近晚年，他的語言就愈純凈、老練，他的作品《正紅旗下》更是爐火純青，字字珠璣，全面體現了他的語言特點和成就。
老舍語言的俗白、清淺還依賴于他一貫堅持用北京的口語、俗語進行創作，他“充分依賴大白話”。
《駱駝祥子》中，從敘述語言、人物語言到肖像、景物、心理描寫，用的都是北京口語，作者的敘述與人物內心語言水**融，使讀者讀后感到既是人物內心活動，又是敘述人的具體描述，真正達到了敘述人象是鉆進人物內心去說話的境地。
這種敘述語言的通俗化、口語化，使讀者能及時得到敘述人的提示，很快“進入角色”，身歷其境地分擔人物思想感情，從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小說中的人物語言更是純正的北京口語，個性化色彩極強。
句子短、句法靈活而又生動傳神、自然貼切。
（二）用詞簡潔、準確，選詞富有個性化
語言的簡潔、準確關鍵是詞語的精選妙用。
“一個詞就揭示出對象的特征”，舉個簡單的例子，《駱駝祥子》有這樣一句：“他們的拉車姿勢、講價時隨機應變，走路的抄近繞遠，都足以使他們想起過去的光榮，而用鼻翅兒扇著那些后起之輩。
”其中“扇著”一詞用的極準確，反映出了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特征。
（三）情景交融，富有節奏感
小說的語言除去人物對話或獨白，大量的是作者的敘述，或寫景或狀物，或介紹人物與事件，有時還是作者自己的感慨和議論。
老舍小說敘述語言和他筆下的人物語言一樣，寫的活潑靈動，帶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那就是把事情和感情攙和在一起，情景交融地把敘述語言說出來。
老舍一向認為：一個寫家的本領就在于能把思想感情和語言結合起來。
作家情感的變化以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變化，都是通過富有節奏感的語言表現出來，它像從正弦上彈出來的音樂，極具變化和表現力，能充分維持住讀者的注意力，廣泛地喚起讀者的情感，引領他更微妙地投入到作家所描寫的那個藝術世界中去。
老舍小說中，把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物內心世界或景物描寫中去，強化了語言的情感色彩，極具表現力和感染力。
（四）語言有聲有色，色彩鮮艷，富有感染力
老舍小說是俗白的，但同時又是色彩鮮艷、悅耳生動的。
老舍曾說：“語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要把人物說話時的神態都表現出來，需要給語言以音樂和色彩，才能使其美麗、活潑、生動”。
老舍以地道的北方口語豐富了文學語言。
老舍不愧是語言藝術大師，他非常熟悉北方勞動人民的口頭語言，他的作品中的語言以北京話為基礎加工錘煉而成的，沒有矯揉造作的知識分子腔，俗白、凝練、生動、純凈，的確是“宛轉如珠，流暢似水”，活潑有趣，雅俗共賞。
無論是刻畫人物或是敘述故事，都那么生動形象，妙趣橫生，然而又看不到絲毫雕琢的痕跡。
這對于中國文學語言藝術的豐富和發展是個突出的貢獻。
老舍的作品在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發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老舍的貢獻不在于長篇小說的結構方面，而在于其獨特的文體風格。
老舍遠離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藝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兒”、幽默風，以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俗白、凝練、純凈的語言，在現代作家中獨具一格。
老舍是“京味小說”的源頭，老舍作品的語言特色可概括為“白、俗、俏、深”。
他在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創造與發展上，有著突出的貢獻。
老舍創作的成功，標志著我國現代小說在民族化與個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